1894年，郑观应撰写的《盛世危言》在上海出版，至今整整两个甲子了。郑观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生于1842年，17岁到上海，毕生从事工商业活动，“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同时笔耕不辍，1922年去世。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具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他的维新思想和变革对策在《盛世危言》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都中各处求者”“络绎不绝”
郑观应著述颇丰，《盛世危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一方面，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是作者此前论著的深化和总结，另一方面，作者以后思想观点的重要发展也都反映在《盛世危言》的各种再版中。
郑观应的第一本文集是《救时揭要》。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本书问世于1862年，但研究者大都认为它出版于1873年，其中收录的24篇文稿写于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救时揭要》的主导面是“触景伤时，略陈利弊”。就在此书定稿付印之时，郑观应又酝酿新作，他“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简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编为《易言》，于1880年刊行。《盛世危言》是在《易言》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二书的间隔时间长达14年。这一阶段经济社会剧烈转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改革思潮和救国情怀汹涌澎湃，《盛世危言》可谓应运而生。
《盛世危言》版本很多，总共有20多种，最早的是“光绪甲午仲春付印”版，即1984年版本，最晚的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出版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此外，1921年翰华阁书店印行过《盛世危言后篇》，分15卷，8册，但文稿多系郑观应所写书札及公司管理文档等，与《盛世危言》及续编、补编等明显不同。在众多版本中，夏东元认为可以代表作者思想发展的是1894年的5卷本、1895年的14卷本和1900年的8卷本。
《盛世危言》刊行以后，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先后向清帝推荐此书的有礼部尚书孙家鼎（2次）、江苏藩司（后调任安徽巡抚）邓华熙（3次）和翁同龢。光绪曾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分发各部大臣阅读。郑观应自己也排印500部，很快被索要一空，“都中各处求者”仍“络绎不绝”。据统计，该书的刊印总量达10多万部。各界贤达对《盛世危言》好评如潮。盛宣怀致信郑观应，说“展诵之下，万分钦佩。……弟拟将大著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乞再分寄二十部。如能以此一开眼界，公之功巨矣！倘能从此启悟，转移全局，公之功岂不伟哉！”张之洞认为，当时“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鍼之度”。蔡元培称赞此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毛泽东在对埃德加·斯诺发表的回忆录中，两次谈到《盛世危言》对自己的影响：“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那时外国人在华发行的报纸《新闻日报》载文说，《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指南，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
“富强救国”的主线
《盛世危言》5卷本正文57篇，加附录、后记30篇，共87篇。14卷本增加正文47篇，附录其他文章110篇。8卷本的篇数与14卷本大致相同，只是编排有所变动。在内容上，这部书涉及面广，紧贴社会关注，呼吁实施变革，既有学理分析，又有举措设计，围绕“富强救国”的主线，对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诸方面的转型，作者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案。
郑观应认为中国的发展有赖于变革，而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他说：西方各国“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缆，薄赋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这就是说，经济发展必须以政治改良为前提，中国要实现“富国强兵”，“必自设立议院始”。值得指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提法后来被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理论所继承和发展。
《盛世危言》在经济方面率先提出了“商战”的口号。在郑观应看来，“商战”和“兵战”是西方列强对外掠夺的两大手段，其中“商战”的作用更大：“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因此，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在这一理念引领下，《盛世危言》提出了一系列振兴中国近代经济的政策主张，如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采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竞争力，扩大商品出口；设立官方和民间银行，发行银行劵，维护国家的货币主权；成立商部及各地分支机构，由商人代表主持，“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商人有自由投资的权利，“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提高商人社会地位；裁撤厘金；等等。
在教育方面，郑观应主张仿效德国，普及基础义务教育，同时改革教学内容，健全各类人才的培养机制，除学校教育外，还需大力发展社会教育，他指出：“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一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盛世危言》中有《日报》篇，专论广设日报在“通民隐，达民情”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主张各省创办日报，以使“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有《藏书》篇，专论各省应分设图书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此外，《盛世危言》对提高行政效率，改革官吏制度，惩治官场腐败等，也都发表了评论和建议。
留给今人的启迪弥足珍贵
今天的读者翻检《盛世危言》，会惊奇地发现郑观应120年前提出的经济社会变革设想，有不少是我们当下正在实践的，这显示出《盛世危言》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富强救国，百年追梦，证明了思想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盛世危言》之所以对当代中国的改革仍然不乏启迪，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作者提出的变革主张是渐进性的。以往论者大都把郑观应定位于改良派，这不是很高的评价，但若换另一种角度看，渐进式变革对一个大国，对一种悠久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转型，可能具有独特的必要性和社会成本可控的优点。其次，作者是一位民族企业家，对经济社会的实际了解较多，对外部世界持开放正视的态度，这使《盛世危言》拟定的变革举措既有准确的方向感，又有可行性，不同于一般的愤世嫉俗，坐而论道。第三，作者的思考是长期的，不断深化的。从《救时揭要》到《易言》，再到《盛世危言》，郑观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在拓宽、多样、调整和提升过程中。例如，《易言》中没有谈中学和西学问题，《盛世危言》增加了《道器》一文，而且置于全书之首，具有总纲的意义。道器和体用、本末、主辅等对称概念相通，道指形而上，器为形而下，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完全一样，郑观应认为西学也有体用之分，政治和社会制度是体，技术和经济发展是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再如，《盛世危言》对设议院的呼吁，5卷本最激进，14卷本不仅语气缓和 而且篇目后移，而到了8卷本，文章排序未动，但加了新写的附论，态度更加明确。这些特点决定了《盛世危言》留给今人的教益确是弥足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