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谢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全文原载于《政治经济学报》（CSSCI来源集刊）2019年第3期。
青年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提出的“社会关系异化”理论，也像“劳动异化”理论那样，在成熟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文章主要结合《穆勒评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三个文本说明这一发展过程。
一、“社会关系异化”的提出
《巴黎手稿（第一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劳动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在“异化”视角中的表达，它是一种“自我异化”。在异化劳动的第四重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中，马克思开始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而不是从生产过程中孤立个体的角度讨论异化问题。（韩立新，2007）《穆勒评注》标志着马克思从“劳动异化”理论向“社会关系异化”理论的正式转变。“社会关系异化”是指人之间的交往必须依靠外在于人的中介物才能实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韩立新，2014）这个“物”，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代表价值的货币。
后来，马克思将“社会关系异化”理论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有两条路径：一是从“货币与人相异化”到成熟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二是从“社会关系异化”内容的进一步拓展到成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
二、从“货币与人相异化”到拜物教理论
“货币与人相异化”是“社会关系异化”的基本内容，其内涵不仅包括作为中介的货币的出现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之间的关系”的颠倒，还包括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原本由人的劳动创造的、从属于人的中介货币，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己力量，成为了支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真正的上帝”（望月清司，2009：83）。
《穆勒评注》通过个体间个性与特点的社会联系的丧失所导致的兴趣转移来解释“货币与人相异化”的起源。在私有制条件的交换中，每个劳动者特有的、在劳动产品中对象化的个性与特点被货币抹平，从而无法感受到与他人的个性与特点的联系。在这种异化的社会关系中，劳动者逐渐将兴趣从自己的劳动产品本身转移到中介货币上，最终形成了对货币的崇拜，即货币对人的统治（望月清司，2009：256-258）。
《穆勒评注》之后，马克思从哲学与法哲学批判逐渐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分析“货币与人相异化”。《大纲》对“货币与人相异化”的考察沿着社会分工的思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1995：106）这里的“毫不相干的个人”，是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相互依赖但同时又不关心他人个性与特点的独立生产者（望月清司，2009：272）。每个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尽管是自发的结果，但却是他们无法把握的。结果，每个个体必然从属于外在于他们的社会联系。而且，这种社会联系最终取得了“物”的形式。
《资本论》第一卷指出，货币中介之所以会异化为支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力量，就在于每个独立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通过货币体系的中介才能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这也是各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取得“物”的形式的原因。但是，所有独立的生产者不仅无法控制外在于他们的货币体系，还不得不依附于这一体系，受其支配。只有个别生产者生产的使用价值对他人有用，才能把货币从他人的口袋中吸引出来，他自己的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由此，所有独立生产者只能依附于这个外在于他们的货币体系。马克思揭示了对被“物的外观”掩盖着的社会联系从属的本质——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这种颠倒关系下，货币成为对他人劳动的索取权。人们通过支配更多的货币，可以支配更多的社会财富，于是，货币就成为所有人追逐的目标，成为“真正的上帝”。
无论是青年马克思还是成熟马克思对“货币与人相异化”的论述，都清晰地表明了与“劳动异化”相异的“社会关系异化”的独特逻辑。“劳动异化”逻辑本质上是“生产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颠倒”逻辑，而“社会关系异化”逻辑本质上是“中介——两极”关系的颠倒逻辑。“中介——两极”关系的颠倒即“手段——目的”关系的颠倒：中介最初只是沟通两极的手段（中间环节），但是最后却成为了超越并支配两极的目的本身。
三、从“社会关系异化”内容的拓展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
《穆勒评注》在论述完“货币与人相异化”后，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关系异化”的内容。
作为“货币与人相异化”的延续，马克思探讨了信贷（信用业）与人的异化关系。马克思首先批判了信用业中的一种假象，即人与人之间的物的中介又为复归为人的中介，社会关系异化在信用业中被扬弃了。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不是异化的消除，反而是异化的加深。另外，青年马克思也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现实中银行的支配地位与“银行支配国家”的现象，但还未能指出其背后的逻辑。
“社会关系异化”内容的拓展还包括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在《巴黎手稿》（第一手稿）中，“社会关系异化”的内容不仅涉及交换领域，还涉及整个社会再生产领域。这里也就孕育了马克思后来从“社会关系异化”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思想的萌芽。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异化的是金融业中发生的异化现象。代表虚拟资本的金融业的支配地位的确立，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达到了顶点。《资本论》第三卷对此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马克思在考察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之前，首先考察了“与信用制度相分离的、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业”（《资本论》第3卷，2004：358）。最早的银行就是这种“纯粹的货币经营业”。现代银行的诞生标志着信用从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资本向银行资本的集中。全社会分散的借贷资本家的职能集中到银行上，银行就“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份出现。”（《资本论》第3卷，2004：453）接着，马克思从分析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切入，来分析虚拟资本的“虚拟”性质。
以国债为例。无论持有国债券的债权人如何处置其手中的国债券，都改变不了国债券的虚拟资本性质——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证书。因为，国家将借入的钱的绝大部分用于财政支出，而非当作资本使用，所以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国家对国债券支付的利息是来自于国家外部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国债券的交易（表现为利息的支付）造成了国家借入的钱发生增殖的假象（大卫·哈维，2016：252）。
由此，马克思最终深入揭示了虚拟资本对现实资本的支配地位。当国债券进入交易过程，就成为了虚拟资本的代表。出售国债券是用现实的货币资本偿付的，这意味着虚拟的生息资本具有了索取现实资本的能力。由此，掌握虚拟资本的人，可以将其手中的虚拟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作为虚拟资本的国债券在债权人（银行家阶级）手中的积累，就等于是对现实资本的索取权在他们手中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虚拟资本对现实资本的支配会在信用制度的扩张下不断强化。结果，作为货币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的、作为“恩赐者”的银行能够“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资本论》第3卷，2004：497），乃至全社会的资本，从而获得了对社会劳动与社会财富的支配权。
而且，在银行资本之外的各种虚拟资本也会借助信用制度掠夺现实的社会财富。最后，虚拟资本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包括银行家、金融家、放贷者（高利贷）、投机商等在内的少数人手上。他们就具有了通过信用制度剥夺劳动者，甚至剥夺中小资本家的能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最初作为“货币资本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人”的、代表虚拟资本的银行，通过手中的国债、股票等虚拟资本的积累，在信用制度扩张的协助下，既实现了对代表现实资本的中小产业与商业资本家的支配，又实现了对国家与社会的掠夺。这样，原本作为现实资本“中介”的虚拟资本，最后反过来支配现实资本。
四、总结
一方面，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货币与人相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根源，最终在成熟马克思那里通过拜物教理论揭示出来；另一方面，青年马克思基于“社会关系异化”内容拓展而提出的关于银行业支配地位的命题，最终在成熟马克思那里通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异化”的分析得以论证。
参考文献
[1]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研究》，《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
[2]韩立新：《“巴黎手稿”：马克思思想从早期到成熟期的转折点》，《哲学动态》2014年第7期。
[3][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谢富胜、李连波等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