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日本对近代中国的企业直接投资极为复杂、庞大，在以往关于日本在华棉纺织企业的研究中，学者们最为关注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纺织企业的空前扩张。此如前辈学者王子建早在1932年就指出的：“日本棉业家到中国来从事纺织工业的尝试始于世界大战前十年，有尝试的结果而着手经营是在大战期中，其事业的大成功则在大战终了之后”。[1]然而，一次大战前日本首家棉纺织企业进入中国的路径以及经验对于日后日本在华纺织企业的扩张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商在华棉纺织业的最早开拓者――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进入中国的路径与特点。
关键词：棉纺织企业 日本 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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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的背景以及半途而废的尝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于中国棉纺织市场的进入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890年后日产棉纱、棉布的输入，第二个阶段是自1902年起的在华设立棉纺织工厂。尽管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根据条约第六条第四款的规定，日本臣民得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立制造工厂。但是尚处于工业革命前期的日本并没有立即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而是把重心放到了解救本土棉纺织业危机的日纱对华输出上，反到是根据最惠国待遇的英美各国率先在中国设立了最早的外商棉纺织企业。雷麦根据日本方面最早资料的研究认为，“1897年以前，日本在华的投资，实际上等于一无所有”，工业方面，仅有1家合资的轧花厂。[2]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政府的免除棉花进口税、棉纱出口税的关税优惠政策下，在日本本土建设棉纺织企业，并将棉纱出口中国尚十分有利可图。对于日本的纺织企业来说，在中国直接设厂究竟较之于在日本本土设厂是否能获更多利益，并没有把握。一次，从1895年到1903年，日本本土的棉纺织企业发展很快，纺锭数由58万锭增加到了138万锭，棉纱产量也由原来的36万捆增加到了80万捆，并开始具备向外扩张投资的冲动。[3]在这样的背景下，首此的设厂尝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企业要在中国直接设厂，就要有人带头来证明在中国直接设厂是有利可图，甚至是有大利可图的。这一最初的尝试出现在1895年间。[4]1895年9月，三井家族在让锺渊纺织、三井物产派员到上海视察后，根据工业部的提案，确定了从资本金100万日元中拨出25万日元作为投资的方针。10月发起成立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总股本中一半股权给予锺渊纺织股东认购优先权，另一半大部分归三井家族所有，剩余股权则招募普通股东。12月，召开创立大会，选出的董事全都是与三井相关的人员。公司很快在上海英租界内购入工厂用地，并向英国订购2万枚纱锭的纺织机，向芝浦制作所订购电灯机械等。但是，很快在翌年，即1896年3月，三井即转变了在上海的设厂方针，改为在神户锺渊纺织的兵库工厂旁边建造新的工厂。1899年9月，锺渊纺织以对等条件合并了原拟设立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
在三井设厂尝试的同时，1895年7月，纺织联合会也设想在上海建立一个5万纱锭的工厂，并委托大阪纺织的山边丈夫、平野纺织的金泽仁作，于同年10月到上海视察。作为这一视察的结果，同年11月，以300万日元的注册资本，发起成立东华纺织株式会社。1896年2月召开了成立大会，并选举了以大阪纺织社长松本重太郎为社长，有大阪、摄津、平野、浪华、泉州、金巾制织、内外棉、日本棉花等纺织会社上层领导组成的董事会。订购了20546枚纱锭的纺织机，在上海美租界购入土地进行建厂准备，同时还计划派遣中国工人到大阪纺织、平野纺织学习等等。但与前述三井的尝试一样，1897年2月，筹备中的纺织会社宣告解散，30万日元的实缴资本也大部分宣告损耗。[5]
尽管由于能够看到的资料有限，有关这两次半途而废的最初尝试还有不少的细节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棉纺织商人对于在中国直接开设棉纺织企业还是比较犹豫的，其中的核心问题也许正是他们还没有把握弄明白在中国开设纱厂是否就一定顺利，就一定能比在日本更赚钱；第二、在当时的中国，购置土地、建设新厂的进入路径，无论是在建设费用、投资成本以及经营运行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难度。日商企业要进入中国还要等待更佳的时机，凭借更有效的途径。到了1902年，这一时机终于让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山本条太郎遇上并成功地付诸了实践。
二、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进入的路径与特点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最初的进入中国，采用的是收购现有棉纺织企业，以及利用华商、华资资源为主要手段的路径和方式。在进入的时间表上和程序上，经历了1902年、1905年和1908年的收购、租办、合并三步曲。
1902年：
1895年，有一家华商纱厂――裕晋纱厂开办于上海杨树浦路，时有纱锭15000枚。[6]1897年，因为资金发生困难，工厂为英商等资本所收购，改组后称协隆纱厂有限公司（Yah Loong Cotton Spinning Co.,Ltd.），注册于香港，并于1897年10月30日正式开工，纱锭增至20392枚，资本号称白银75万两。1901年时，公司所投资的厂房以及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已经达到白银73.6万两，但实收资本仅为571600两。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用以支付工厂的开办费，以及提供充分的流动资金，公司不得向银行透支大量款项以维持生产，并且支付高达8～9厘的利息。1900年末，公司向银行的透支额已经高达438913两，企业不仅未能盈利，而且账面损益达124406两。1901年12月4日，公司因为无力偿还华俄道胜银行一笔约白银38万两的到期透支款，被迫将工厂的地皮、建筑物，以及机器、厂房进行拍卖，以归还银行欠款。此次拍卖共拍得白银415756两，其中2035担印度棉花拍得35612两，44吨煤拍得144两，而在与日本方面关系密切的周熊甫，以及道胜银行买办袁士庄等人的支持下，其占地44亩余的一座纱厂，包括20392枚纱锭以及预备机件、仓库等，以白银38万两的价格被棉商兴泰号购得接办，1902年4月改名为兴泰纱厂。[7]但好景不长，兴泰号很快也由于资金问题而陷入银行的债务之中。1902年夏，因无力偿付道胜银行欠款本息，兴泰纱厂被迫接受银行监督。是时，始终关注此事的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山本条太郎详细调查了该厂的情况，并且由此得出了两条结论：一是该纱厂实际上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在协隆公司经营的四年时间中，工厂先后向银行支付的借款利息就达白银10.8万两；二是工厂面临的真正困难实际上只是流动资金短缺。只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合适的价格收购此厂并迅速开工生产，一定要比从头开始建设一个新厂更为有利可图。于是，山本条太郎纠集当时上海的棉布商号公信、吴仲记、大丰等共同出资白银30万两收买了占地44亩、拥有纱锭25480枚的兴泰纱厂。
同时对纱厂所欠道胜银行的22.5万两借款，分五年归还。同年12月，以“上海纺织会社”（Shanghai Cotton Spinning Co.,Ltd.）之名在香港登记注册，注册资本白银50万两，实收35万两。董事会成员除了山本条太郎之外，还有盈丰号老板印锡章、吴仲记掌柜吴麟书等中外商人。山本条太郎的这一收购行为，似乎事先并没有完全请示日本本土的三井物产高层，因此被认为是一种“独断”的行为。在据说是经过长达数月的说服、解释工作之后，三井日本总社在1903年3月才认可了山本条太郎的这一收购行为。但是三井只能出资收购后纱厂资本的1/10，即1千股，计白银3.5万两。[8]
1905年：
时隔三年之后，山本条太郎又一次瞄准了同样创办于1895年，拥有20392枚纱锭，但却同样经营不善的华商大纯纱厂。1905年4月，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联合以前在收购兴泰纱厂中已有良好合作关系的中国棉布商人，以年租银5万两的代价，取得了大纯纱厂一年的租办权，并在当年就取得了白银12万两的纯益。1906年4月，山本条太郎又再次联合苏葆森、印锡章等中国棉布商人，以40万两白银的价格收购了大纯纱厂，并将其改组为三泰（San Tai）纺织会社，注册资本号称50万两白银，实收40万两，拥有纱锭20392枚。三井物产的出资仍然为纱厂股本的1/10，即4万两。在山本条太郎的不懈努力下，两次收购的成功使得三井物产以有限的资金，收购现成企业的方式，成功、有效地进入了中国棉纺织行业。三井物产上海支店仅以占全部资本十分之一的7.5万两白银的出资，就获得了拥有4万余枚纱锭的两家纱厂的经营权，不能不说是日本棉纺织企业进军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重大收获。
从1902到1906年，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山本条太郎通过收购设立的纱厂很快就取得了极好的经营绩效。1903年其纯益率为8％，1904年10％，1905年度居然达到了20％。[9]
1908年：
在上述收购并改组成功的基础上，1908年12月5日，三井物产进一步的重大动作就是将原本分别注册的上海纺织会社和三泰纺织会社两家纱厂合并，重新组建成为三井物产旗下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shanghai Cotton Manufacturing Co., Ltd. ），简称“上海纱厂”。上海纺织株式会社额定资本银100万两，原兴泰纱厂称为上海纺织第一厂，三泰纱厂称为上海纺织第二厂，两厂共有纱锭4.5万余枚。1908～1914年间6年中，企业平均纯益达到14.8％，远高于同时期老公茂、鸿源、瑞记等中外纱厂的纯收益。[10]
三、可进一步思考的若干问题
对于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上述进入中国的三步曲，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治外法权下企业的注册地以及所受法律的调整；二是企业形成的路径不是新建，而是收购；三是企业的资本来源；四是其经营管理；五是对以后日资纺织业进入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1、日本近代在华企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总公司设在中国，另一种则是在中国仅设立分公司。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属于第一种类型，按理应该注册于中国。但是，与当时中国的《公司律》缺乏相应条文以及治外法权的影响，即使是总部以及全部营业都在中国的外商公司，往往也是注册于中国境外，例如香港或母国。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就是注册于香港，因此从法律上讲，它们并不受中国《公司律》的调整。
2、企业形成的路径。在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设立之前，英国等在华的纺织企业基本上都是采用新建工厂的办法，如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等。但是作为一次世界大战前首家进入中国的日商棉纺织企业，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收购”现有纱厂的设立路径。这一方面尤如王子建先生早就说过的“在尝试时期之初，日本人不敢贸然自建工厂，先收买或租办华人及西人经营失败的纱厂以测进心。”[11]其明显的优点一是没有建设周期，在时间上优于建设新厂；二是收购成本低于建设新厂投资，预期效益上较建设新厂更有保障。
3、在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的收购设立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不仅借助了华商的力量，而且还借助了华资的力量。此如樋口弘所言：“与以后设立的日商纺织企业多有不同，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自其收购开办起，资本金就不是以日本的日元相计，而是按中国银两相计。公司股东多少有些欧美人和中国人参加，其股票也有在上海进行买卖的。”[12]1902年，收购兴泰纱厂的出资者究竟包括哪些人，在中文的著述中一般多称之为“日商”，或者是“以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长山本条太郎为中心之日商买去。”[13]言下之意，参与收购并且成为收购后企业股东的都是日本商人。但是在高村直助的《日本資本主義史論》中，很清楚地记载着山本条太郎联合了一些资本殷实的华商共同参与收购，三井的股份甚至只占到企业股本的10％。在以后号称日本在华纺织工业八大系统中，如日华、内外棉、钟渊（公大）、同兴、大康、丰田、裕丰，除了钟渊（公大）实业株式会社有大约0.3％的华人持股外，几乎清一色地都由日本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出资，惟有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叶，全部50万股股份中，107名华籍股东持有股份50963股，70名欧美籍股东持有67632股，总计占总股本的23.7％。[14]这表明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的设立，一是通过收购现有纱厂实现了日本棉纺织企业对中国内地的进军。二是即使这一收购也并不完全是动用来自日商的资本，这对于第一个进入中国机器棉纺织行业的日本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规避初次投资的创业风险。三是整个收购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华商的资源，这包括与华商的人脉关系，华商的资本、以及华商的经营网络等等，在整个收购、经营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关系的中国棉业商人的支持和帮助。这在当时既有利于打消日本本土商人、商社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疑虑，同时又不致于冒太大、太多的风险，并且能购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取得迅速的成功。这一点在以前国内的研究著述中是比较被忽略的。反过来说，如果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这一低成本的成功尝试，日商进入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晚一些。
4、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在收购设立之时对于收购对象的慎密调查，以及对未来生产和企业效益的准确预计，再加上移植于本土的管理方式，使得其经营管理及其由此而获得的经营绩效甚至在设立之前的英商纱厂之上。一组十分重要且常为研究者所引用的数据是，在1914年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对于1909～1914年经营业绩的报告是这样介绍的：在此五年期间，额定资本为白银100万两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获净利1355086两，提取折旧248268两，支付股息645070两，提取准备金450000两。对该厂实收资本100万两而言，五年中盈利等于其135％，折旧等于其25％，股息等于其65％，准备金等于其45％，换言之，每年平均利润为27％。[15]其盈利水平之高，远在日本同类国内企业之上。
5、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对以后日商棉纺织业进入中国的影响和启示，最重要的就是让日本国内的棉纺织业界看到了在华直接投资设厂的巨大收益及其广阔前景。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其自身的经营，证明了在中国开始纱厂，其经营绩效可以比同样在日本本土开设的纱厂利润率要高10％以上。[16]这就给以后的日商投资中国棉纺织提供了最重要的理由。尽管此后进入的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新设工厂的路径和方法，但是不可否认，如果没有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的大胆进入，并取得经营上的成功，日后内外棉等其它日商来华投资设立棉纺织厂恐怕就会是另外一种情景。内外棉虽然有被誉为“纺织界伟人”的川村利兵卫，但是对于是否到中国直接开办纺织厂，一直是犹豫不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和可供借鉴的经验。1908年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的组建，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内外棉。内外棉董事会遂于1909年7月作出决定，在上海购置厂基，以备建厂之用。1909年，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资本盈利率达到49.8％，1910年为45.6％，这些信息传到日本纺织界，造成巨大刺激，使得原来疑惧不安的大阪内外棉株式会社也加快了在沪开办棉纺织厂的步伐。[17]1909年，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首先来华筹办上海第三厂，并且在1911年建成投产，有纱锭23000余枚；1913年又建成第四厂，纱锭33600枚。1909～1914年，内外棉迅速在上海新建设了3家纱厂，其规模不仅很快超越最早进入中国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而且把在华日商纱厂的设立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与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的率先设立并经营成功，不能不说有着前因后果的密切关联。
[1]王子建：《日本之棉纺织工业》第13页，社会调查所1933年出版。
[2]雷麦：《外人在华投资》第309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这家合资轧花厂就是1988年10月，由日、英、美、德、法五国商人出资白银75000两共同组建，并在香港行政厅注册的上海棉花公司（Cotton Cleaning & Working Co.,Ltd），其中三井物产出资45000两，三井物产上海分店店长为公司的实际负责者（高村直助：《日本資本主義史論》第156页，ミネルヴワ書房1980年）。
[3] 张振国：《论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以棉纺织业为例》，《日本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
[4]在现有的中文著述中，对于这一最初尝试的论述并不十分清晰。樋口弘在《日本对华投资》中说，“日本人最初在中国经营纺织工业，是在1895年三井物产公司收买了中国纱厂改名为上海纺织厂开始的。”（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资》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杜恂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说，“1895年，曾有日商试图在上海杨树浦设立东华公司纺织工厂，厂址业已选定，机器也向日本国内订购。但锅炉运到上海，主办人又认为与其在华设厂，倒不如设厂在本国更为有利而终止。”（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82页）《上海近代工业史》认为，1895年，“三井、三菱合伙创办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派山边丈夫等人来沪筹划开办东华纺织公司，他们不仅在杨树浦选定厂基，破土动工建造厂房，而且从英国订购了纱机，甚至连大型锅炉都已经运抵上海准备安装了，可是，该会社董事会决定立即中止在沪设厂活动，下令将各项设备转运神户。”（徐新吾等：《上海近代工业史》第8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则说，“日商既首获在华设厂权利，随即在上海设立东华公司。并在杨树浦购定厂址，从事填垫厂基，订购机器。锅炉一具且已运到，乃日商忽觉马关条约所给他们的贸易权利，使他们在本国制造而以制品来华，反较在华设厂更为有利，故中途将机器运往神户，建成后来的钟渊第二工厂。”（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49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
[5]高村直助：《日本資本主義史論》第158～159页，ミネルヴワ書房1980年。
[6]高村直助《日本資本主義史論》称其有纱锭10986枚，见该书第165页，ミネルヴワ書房1980年。
[7]《北华捷报》1901年11月20日；《北华捷报》1901年12月11日；《北华捷报》1902年1月22日；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186～188、190～192页。
[8]《海关十年报告》第106～107页；高村直助：《日本資本主義史論》第166页，ミネルヴワ書房1980年。
[9]高村直助：《日本資本主義史論》第167、168页，ミネルヴワ書房1980年。这其中可能有因为收购而导致的固定资产实际价值低估以及企业资本减资的因素。
[10]参见高村直助：《日本資本主義史論》第173～175页，ミネルヴワ書房1980年。《上海近代工业史》称其成立于11月，见该书第84～85页。
[11]王子建：《日本之棉纺织工业》第13页，社会调查所1933年版。
[12]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资》第33页。
[1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44页。
[14]陈真等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89～617页。
[15]《北华捷报》1914年3月14日；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196页；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83页。
[16]丁汉镛：《近代中外纺织企业的经营管理比较》，中国纺织大学学报第20卷第3期，1994年。
[17]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900页。
原载《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