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7日上午在经济所503会议室，“沈志远学术讲坛”2020年第1期（总第17期）邀请到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研究员作了题为“全球城市的理论涵义及实践性”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研究员主持。
周振华研究员指出，在上海可以将全球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进行有效结合，对此关键是要抓住逻辑，包括其理论逻辑、动态逻辑和实践逻辑。
1、全球城市研究的理论逻辑
与传统的城市理论不同，全球城市理论具有两个重要的逻辑起点，一个是全球化，另一个是信息化。首先，全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的空间存在，这是研究的出发点。全球化下的城市和以前的城市属性和功能都会存在显著不同，而只是将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国家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上升到全球空间尺度，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因此需要有新的理论解释。从全球化自身的进程来看，传统的国际贸易在向新型国际分工转变，显著的特征就是跨国公司的兴起，这使得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跨国公司作为贸易和投资主体，它的空间载体主要就是城市。另外全球化发展使得金融流动比例越来越大，其也是以城市作为主要载体。在此背景下，一些具有特殊属性和功能的城市就充当了全球化的空间载体，对此弗里德曼和萨森分别提出了世界城市理论与全球城市理论。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世界城市理论主要是以跨国公司总部功能作为基点，全球城市理论则是关注全球生产者服务企业。考虑到跨国公司总部出现的外迁现象以及生产者服务机构会具有更大的网络关联，后者更加能够体现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所具有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因此我们主要采纳全球城市概念。
除了全球化，全球城市研究的第二个理论逻辑是信息化。传统的城市理论主要是基于地点空间、重点讲属性，但在信息化的时代，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越来越强，连接性越来越大，只有地点空间属性很难解释对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信息化背景下的卡斯特网络社会理论提出之后，有一个流动空间的概念很重要，可以跨越物理的不连续性与其他地方发生连接。基于此，我们的研究也在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基础上引入了流动空间和外部关系。事实上，地点空间和流动空间是一个互构的关系，流动空间的出发点、归属地、中转点都是地点空间。泰勒也从生产者服务机构出发，提出了世界城市网络，由此能够界定全球城市是该网络的核心节点。但城市在世界经济当中并不具有主权功能，因此需要构建一个双重、连锁的网络模型，城市是节点，全球生产者服务机构作为次节点，通过机构内部关联反映全球关联，关联越大，对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越大，全球城市就是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核心节点。GWC根据主要行业的生产者服务公司在全球的分布情况，计算得到了每个城市在全球网络的得分，并将其分为不同等级，我们也选取了其中较高的α级城市开发了全球城市发展指数。
基于上述分析，全球城市的定义就是具有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节点城市。这是其主要内涵，而对于全球城市的外延，我们归纳了五个构成要件：一是高度集聚了全球功能性机构，既包括生产者服务机构，也包括跨国公司总部、全球研发中心、国际组织等；二是具有全球业务操作的大平台，包括很多的国际性大市场，线上线下的大平台；三是具有大规模的流量，很多资源配置的功能是在要素流动中完成，包括人力资本、信息、知识等；四是充满创新创业的活力，这样才能实现较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五是具有国际标准和规则，话语语境和文化都要与国际接轨。
2、全球城市研究的动态逻辑
全球城市的动态逻辑是目前国外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因为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为样本，其基本是已经发育成熟，但全球城市本身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需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哪些因素决定全球城市的形成演化？首先是全球化的发展程度，全球化越是深化，全球城市也有存在的价值和作用；其次是世界经济的重心在哪里，呈现什么样的迁移趋势；再次是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只有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占据主要地位的时候，全球城市才会崛起；再次是城市在国内城市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最后看城市是否具有全球城市要求的基因，比如创新基因、开放基因等。
第二个问题，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是在国家主导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包括上海在内则都是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发展的，会有不同的路径和特征。近几年上海的网络连通性指数排名虽然不断提升，但从构成来看，主要是外来功能性机构进入上海带来的关联，并不是我们自身的发展走出去，从网络分析的角度，就是点出度很小，入度很大，呈现不对称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全球城市作为地点空间和流动空间，本身是如何进化和演化的。全球城市最早的发展都是在中心城区，到一定程度后向郊区扩展，有可能是摊大饼的形式，也有可能是郊区新城的形式，把周边郊区作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组成部分。再进一步演化，就进入到全球城市区域，比如大都市圈、大都市区，有若干个具有同城效应的城市，也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再到巨型城市区域，有若干个都市圈、都市区，不再仅仅是同城化概念，而是城市功能分工。
第四个问题，全球城市版本的迭代升级。在上世纪70、80年代，全球城市基本聚焦于金融、贸易、运输等经济功能，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纽约、伦敦、东京都提出了文化发展战略，经济和文化的协同有内在关联和逻辑，两者是共生的。3.0版本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提出科创发展战略，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和突破。尤其是目前科技创新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并不一定需要实验室和设备，完全可以把研发嵌入到楼宇和街区，由此商业城市搞科创反而会因为大量风险投资基金的存在而具有优势。
3、全球城市研究的实践逻辑
第一个问题，上海为什么要定位全球城市？对此不能单纯看上海，而是要看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虽然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但全球化进程仍然势不可挡，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兴起比如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文化创新、技术服务贸易、跨境信息服务贸易等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领域进入全球化。而未来30年，不管是经济总量，还是综合实力，中国也将会越来越走进世界中心舞台。在中国作为强国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有自己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建设是中国崛起的必然要求。在此过程中不只应该是一个，而应该有若干个全球城市，上海必定是其中之一。
第二个问题，上海应定位于什么样类型的全球城市？是全球性关联取向还是地区性关联取向，另外是综合性全球城市还是专业性全球城市。对比中国潜在的全球城市上海、北京、香港、深圳、广州，有学者研究指出，上海目前主要是和欧美主要国家的主要城市发生更多的关联，这甚至超过香港和新加坡，后者还主要是和亚太地区进行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海已经具有了全球关联取向的态势。另外通过实证分析，北京更多和国外地区的首都相关联，上海主要是和国外经济城市相关联，比如对美国除了纽约，还包括洛杉矶、芝加哥等。另外上海虽然不是政治中心，但国际组织增长势头也很强，具有很多大使馆和国际商会。因此，上海更可能形成综合性的全球城市。
第三个问题，上海应如何建设全球城市？全球城市不是凭空而起，上海已经有了四个中心建设的基础，而其上世纪30年代就是远东金融中心，具有历史传承。在现有基础上怎么来建，我们给出的一个实践逻辑是要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当前不管是四大品牌建设，还是优化营商环境，还是自贸区新片区，都应是围绕这个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了上海的四大功能，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能级不高。首先，对于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从前面提到的五个要件来分析，上海目前集聚的机构大都是地区性总部，另外入度大，出度小，有较强吸引力，但控制力和影响力不强；从平台来讲，上海市场体系是最齐全的，但范围不全是全球性，有的还只是地区性的，全球业务的操作有限，比如金融市场里面最高能级的定价权，上海竞争力不强；流量来说，上海的货物流和人流较大，但信息流、科技流还是有差距的；创新创业活力方面，虽然根据世行的营商环境排名，上海在稳步上升，但一些核心问题比如市场准入还需进一步完善，全球标准也还需进一步接轨。其次，对于科创功能，目前科创方面实现从0到1的跨越，上海并不多，距离科创中心的策源功能还有一定差距。再次，对于高端产业的引领功能，上海虽然服务业占比在70%左右，但这带来了全社会生产率的下降以及首位度的下降，反映出我们的服务业能级不高，服务创新和服务半径不够；先进制造业方面，上海在关键技术、关键元部件、关键材料方面并没有成为显著的高地；从经济密度来看，上海的地均GDP在全球城市比较中也还处于低位。最后，对外开放的枢纽门户功能，上海的货物运输量处于领先，但是航运服务高端的海事服务、船舶融资、船长培训，上海还是比较少；从贸易来看，上海成为订单中心、展示中心、物流中心，但高能级的贸易结算清算还在新加坡、香港；另外枢纽门户当前主要是引进来，还没有成为走出去的桥头堡。
此外，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还需要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强化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作用中来实现，通过和周边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发挥“借用规模”的作用，把周边地区变成自身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一部分。对此理念上面要改变，从之前的纵向垂直分工向水平协同分工转变，把部分全球资源配置功能转移，比如杭州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是对上海的一个重大补充。其中涉及到承接跨国公司近岸布局的问题，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进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一是看潜在市场规模，二是看产业配套能力，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包括自贸区新片区，也是为承接近岸贸易布局的总部功能，从这点来说是与长三角一体化相呼应的，也是与上海能级提升相呼应。
报告结束后，经济研究所沈开艳研究员、韩汉君研究员围绕着“上海、香港、深圳、新加坡在全球城市建设中的定位和布局”、“上海全球城市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如何发挥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龙头作用”等问题与周振华研究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