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于1917年3月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民族资本棉纺织行业组织，亦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公会之一。在筹建纱联会的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立同业组织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两大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真正的组织和实施者是刘柏森等中等业主。在当时的政府与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获致与政府对话的话语权是决定行业组织采取什么形态的一个极重要因素。在纱联会的组建过程中，我们分明感觉到业主们结社组会的集体动机已与传统的行会不同，其核心意识取向不是为了（依傍官府）规范，限制同业的经营、生产活动和市场竞争，而是为了聚力群体应对政府的失措和列强的经济渗透，代表同业与社会各方博弈。同业组织的着重点由内部治理嬗变为外部竞争，“与政府交涉，万不能用俱乐部出名”，从中折射出近代同业公会价值取向的一个重大转变。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同业组织，实际上就是形塑一种什么样的外部（特别是政府）社会关系。本文以上海档案馆所藏华商纱厂联合会档案为基本资料评述1917——1918年间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的过程及其内蕴意义，以求教于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