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出于对秩序的需要而需要一个政府。维持公权力机构运行的费用叫行政管理费，这笔钱能初步框算出一个社会的管理成本。
中国1978年的行政管理费为52.9亿，2005年飙升至6512亿，剧增123.5倍，年均增长19.5％，超过GDP增速约1倍，占财政总支出额3.4万亿的19.2％，约1/5，等于每5元税赋就有1元被用于社会管理。仅2005年，行政管理费就净增支990亿，而同期财政支农的资金额为1792亿，全部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716亿，转移支付不发达地区195亿，环保的财政总支出133亿……。
在按功能分类的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速只配做“亚军”，“冠军”被较灵活的“其他支出”夺得：从1978年的35.4亿猛增至2005年的6673亿，绝对数和增速都压倒了行政管理费。我国南方某大城市公布的财政“其他支出”竟然占到总额的39.9%。“其他支出”一般由政府行政首长支配，其中一个很可观的比例被用于补贴各级政府的行政开支。但这还不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最终成本。有些部门利用公权力“创收”形成五花八门的“小金库”，约有1/3流向行政办公经费不足的部分。假定体制条件不变，我国公、检、法系统办案经费确有较大缺口，未来还应逐步增加。把上述各项加起来算一算，管理中国这个社会，成本一共是多少？如果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那么，目前中国社会管理成本的现实增幅就是让纳税人越来越吃不消的合理。此时对中国公共经济恬谈林达尔均衡，目标未免过于奢侈。
需说明，花费超过1/4税收所安排的就业人数为1240.8万人，这当然不是全部“吃皇粮”的人数（3817.4万人，不包括军警人数）。社会管理机关直接带动的辅助就业率平均不超过1/4。后者工资很低，也没有其他福利。这样算下来，2005年中国供养每位公职人员的总花费为人均5.25万，而其名义工资只有2.05万，低于信息产业（4.05万）、金融业（3.22万）、科技业（2.74万）等。难怪不少人喜欢进权力机关。
20多年来，政府建新办公楼、改善办公条件确实要花些钱，但总归有限。以下几笔年度开支或能省下来，一是公车开支近四千亿，二是公款吃喝开支超两千亿，三是出国考察约三千亿，三项共计约九千亿。减掉一半还需糜费四千五百亿之巨。
政府花钱多固然与政府管的事情太多有关。对于政府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勇担无限责任的形成机制，政府有被动的一面。暂且抛开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需要技术改造、升级问题，有一个因果关系是清楚的：当中国人拙于自治、自我管理经验时，客观上必定赋予政府庞杂的社会管理职能，乃至无限责任。当中国人希望政府更全面地打理好自己身边的一切公共事务时，应当反思的问题包括，中国人究竟更热爱自由？还是更挑剔政府这个“高级保姆”？
（注：本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或经作者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