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了。在他离开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目前，亟待破题和解决的发展中问题不少，但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有目共睹。在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建历程，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之际，解读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很有必要。
从时间上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正式确立以市场为取向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但梳理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文献，可以发现把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行政计划型转变为市场配置型是其经济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
1978年，邓小平在一份手稿中写道：“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表明邓小平此时已经对市场的经济作用给予了重视。1979年，邓小平的看法趋于明朗，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80年，在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探索合乎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容之一。1982年10月，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认为这“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极为少见。而提出这一论断的背后，则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经济现象长期观察获得的感悟。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 “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 “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邓小平强调了分配对个人的激励作用，他说：“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多劳多得只是按劳分配理论的一个应有之义，但如果以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不难发现邓小平的这番话具有深邃的指向。我们知道，“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之一，这一假设承认每个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必然性，并肯定这种追求在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是合理的，它不仅能够获得个人效用的满足，而且会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邓小平把“个人收入多一些”（即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看作“广大群众”“长期”存在的行为目标，客观上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承认，这一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是他后来相继提出经济改革策略的认识论基础。
据此，邓小平主张松动计划经济时期僵化的分配制度，依据生产者的努力程度拉开收入分配的差距，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另一方面，他强调发扬经济民主，认为这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根本之举。邓小平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中央政府也曾提出并试行过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措施，但那时的权力下放是有限的，而且中央随时可以收回（事实也是如此）。与此相比，邓小平所说的经济民主，内涵更丰富（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主体更细化（从车间主任、生产队长一直到工人农民个人），而且把权利和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市场经济为什么有效率？是由于在这一体制内的经济行为主体都是分散决策的，他们依据各自的禀赋和信息，对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判断，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以达到预期的效用满足。分散决策的好处是社会利用的禀赋条件可以最充分，获取的信息总量可以最大，蕴涵的风险则减至最低，进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显然，要真正做到分散决策，离不开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保护，也离不开经济行为主体自身权利责任对等意识的增强。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的经济民主观有利于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培育。
当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被激活以后，传统体制的弊端就日益暴露，对此，邓小平已有察觉。他在谈到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办，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
行政集权导致的低效率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痼疾。政府干预的信奉者们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由于领导官员的思想作风有问题，决策部门的调查研究没搞好，在他们看来，只要思想路线对头，工作方法深入，政府决策就能够比市场机制更有效，更公平。邓小平的见解则大大突破了这类老调重弹。他认为有些事只要有规范，下面可以办得很好，计划管理制度的大权独揽，实际上是“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所谓不该管，就是政府职能错位，所谓管不好、管不了，是因为“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从知识论的角度揭示计划体制的不可行，显示出邓小平思想方法的现代性，而这一点也是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结论相吻合的，如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强调：“认识到人的知识具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性，确实应教会社会学者关于谦虚的课程，这可使他戒备起来，以免成为人们尝试控制社会的致命行为的帮凶——这种行为使他不仅成为同伴的暴君，还很可能使他成为文明的破坏者，这种文明不是哪个大脑设计的，而是从上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成长起来的。”
如果把“经济人”假设引入对政府干预体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计划模式隐含的另一种危害。新制度经济学提示我们，“不再把政府当做万能的制度设计者或资源分配的统制者，或慈善的分配裁定者，期待其发挥合理的和中立的作用，而是尝试将政府明确地作为一个拥有独特的激励结构的博弈参加者。由此，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制度看做是政治经济博弈的均衡”（青木昌彦语）。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行政权力的部门和个人一旦直接参与经济竞争，不仅毫无改善经济效益的正外部性，而且存在抵消、扭曲经济效益的负外部性（如寻租），因而，对他们实行规范的制度约束必不可少。在这方面，邓小平也曾告诫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眼下，反腐倡廉的任务日益艰巨，经济竞争亟需规范有序，这些都印证了邓小平制度意识的远见卓识。
无论是鼓励和发展个体经济，还是保护和提倡技术创新，无论是酝酿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是强调市场制度的健全，这些观点都是邓小平开放性和全球性思维的产物。90年代初，他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在 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正式肯定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一论述鲜明地体现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和普世价值，他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纳入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堪称是一座里程碑。
邓小平曾表示：他不是经济学家，他谈经济问题，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这决定了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并不纠缠于烦琐的具体细节，总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象和深远的洞察力。
例如，关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问题，邓小平在90年代初说过：“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又说：“我们国家现在发展起来了。过去我们讲首先是要发展起来，因为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还要困难。那么多的财富，如果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财富分配问题值得重视，但那是发展中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可以是税收调节等，决不能走回头路，“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至于“那么多的财富”，“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则是某些部门、某些环节的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如行业垄断、权钱交易、监管缺位等），因此，要消除腐败和制止分配不公现象的蔓延和加剧，唯一的出路是加快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严格执行税收政策，维护公正竞争秩序，等等。
再如，关于改革所遇到的种种干扰，邓小平是这样应对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多么敏锐，多么智慧，多么自信，多么有力。
在1986年6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82岁的邓小平在听完关于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汇报后，突然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接着，他谈到了为什么会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关于端正党风和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划分问题，其实是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而党和政府关系的基本原则就在于“党政分开”。“党要善于领导。”……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起了毛泽东：“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后来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邓小平推进的经济改革，就是与封建家长制决裂。家长制主义者“并不认为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对于他们自己是最好的或者有益的……家长制主义者认为，根据某种最后的或者事后的估算，人们必然会承认他们自己最初是无知的或者是倾向于犯错误的，从而事后必然证实强加于他们作出的‘正确的’选择的能力上的限制是合理的”（布坎南语）。这种家长制经济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应该进历史博物馆了。
顾准有一个观点：“历史地说，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如果历史事变没有这样的凑合，它可以推迟。推迟几百年，在历史上不算一回事”。如此看来，邓小平领导了20世纪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我们民族的幸运。他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诊视和继承。我想，在中国社会最终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历史功绩将会完整地显现出来，到那一天，应该记起陆游的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