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集体行动的工具。前提是个体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否则人们就只好接受一个“超级保姆”式的全能型大政府。而这必定要花大价钱。
“服务型政府”的提法不新鲜。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将特定时代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宗旨概括尽了。在当前语境下重提服务型政府，几乎不着边际，因为服务无止境。这方面中国已有过教训。例如警察承诺“有困难找警察”，就有下岗职工拨打“110”，因为他确实有生活困难；有小学生拨打“110”要求帮助解数学题，因为他确实遇到了学习困难；还有婆媳争吵时拨打“110”，要求警察上门调解服务。目前这个漂亮的承诺已经淡出中国的公众生活。相比之下，“责任政府”只要求政府能应答其行为的正当性，也不意味着无限责任和无限权力。
许多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父母官”思维惯性的推动下，揽得事情已经很多了，使中国人饱受“公共精神残疾”和“遇公则败”的耻笑。父母照料孩子尚有不周之处，遑论政府“一家对万家”“阳光普照式”的关怀和服务。于是老百姓“爱政府，怕政府，离开政府没人作主”、“爱干部，恨干部，离开干部不会走路”的心理悠久绵长。而政府也乐于占据“家长”的位置，一说话就恩威并重，使中国社会的公民精神仍处于婴儿般怯步的水准。尤其在城市生活里，人们身体相距很近，心灵却离得很远。人们相识不相知，相见不相容，认官不认民，私下报怨的“被告”却多半是政府的代表。
改革初期，政府既要保持治理方式的连续性，又要培育新体制，职能是要增加的，因此国务院有创纪录的一百个部委。五次精简机构，目前剩下29个。为什么消失的政府职能部门都集中在经济口？再简单不过的原因是，消失的政府职能被市场取代而不是蒸发了。如今在公共服务领域，报怨政府服务不到位好像“有道理”，实质上就像30年以前很多人报怨政府的计划指令考虑不周一样“有道理”。
迄今，中国已成功地利用了单一制国家解决单一反贫困难题的制度优势，政府大有其功。但对于满足千家万户的个性化服务，既有的制度结构恐怕很难派上大用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不是办“社区事”、“邻里事”。政府时时、处处、事事拍胸脯，搞“延伸服务”，反而可能收获埋怨。当政府的服务职能延伸到各家庭的时候，权力也随之登堂入室，家庭自由都会被“享受服务”替代掉。如此一来，中国人凭什么自称“公民”，凭借哪部分公共生活经验来证明自己参与“涉公”事务的能力？五年一次选人大代表的经历显然是不够的。
其实，一个真正的公民对政府之所求，“权利保障”恒占第一位（包括权利救助），各种名目的“服务”必居三甲之外，而且应首选“私人生产、政府补贴”的办法以节省税费。总之，“服务型政府”的提法听起来在“忽悠”政府，最终被“忽悠”的很可能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