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恩桢研究员现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从1960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毕业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工作至今，他从事经济学研究已经整整47年了。袁恩桢研究员的学术思想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坚定信仰，反映出一位经济学家对国家发展的深切关注，印下了一位思考者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理论轨迹，也激励和启发我们共同探讨和解答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学新课题。
袁恩桢研究员1956年考入上海财经学院（1958年，上海财经学院与华东政法学院等单位一起合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习专业是统计学。走上科研工作岗位以后，他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研究范围逐步扩展。1964年起，他在《学术月刊》与《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初露锋芒。
改革开放以后，袁恩桢研究员协助雍文远研究员主持完成了《社会必要产品论》、《双重运行机制》等国家重点项目，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和学科带头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袁恩桢研究员领衔开展了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科研，主要有国家重点项目《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研究》，国家项目《治理整顿与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问题》，上海市重点项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市项目《浦东开发及其理论启示》、《调整上海国有企业经济布局和推进国有企业改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研究》等。辛勤耕耘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袁恩桢研究员现已出版专著20余部（包括主编、副主编、合著），论文100余篇，专业文章400余篇，其中《社会必要产品论》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获第六届中国图书二等奖，《世纪之交的十二大关系》获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奖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获著作三等奖，《摆脱两个滞后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获论文二等奖，《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获论文三等奖。1986年，他被国家劳动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95年，俄罗斯社会科学院授予他院士称号。袁恩桢研究员的学术成果，既有基础理论的研究，又有大量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的现实问题的分析，经过近30年来的积淀和检验，其中蕴涵的探索精神和科学价值清晰可见。
翻阅袁恩桢教授的有关研究成果，可以明显地看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关理论与实际问题。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袁恩桢课题组对温州模式的研究很有社会影响，他对恢复上海爱建公司私营性质的呼吁在当时的上海更是大胆之论。在那时，他已感觉到我国的经济改革，不仅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而且也应该涉及到所有制改革的领域了。
袁恩桢不仅研究民营经济，而且他对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似乎也情有独钟。从80年代中开始，他一直跟踪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他认为大批国有企业之所以陷于困境，不是因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结合，不是国有经济本身就是低效率的经济，而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长期滞后，并因此引起国有企业的发展滞后。而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长期不到位，根源不在经济，而是在于政治，在于政府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他认为，即使现在的一批企业已经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即使设立了政资分开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但由于企业不拥有经营者任免权、重大项目发展决策权，包括国有资产法人代表或者说董事长不拥有资产代表的充分权力，从而我们的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还不能成为完全自主的市场主体。
袁恩桢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已经推进到改革体制核心的时候了。改革初期的改革组织者与领导者，如今可能已经要成为改革的对象了，这就是今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难点所在。但是这场改革是无法违避的。因为这将涉及到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袁恩桢认为，如果国有企业再不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再不完全确立，那么，总有一天国有企业将会全部退出竞争性生产领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将完全瓦解。
重视民营经济发展，更关注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这里显示出袁恩桢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辩证思维。
二是袁恩桢的理论研究，始终紧扣中国特别是上海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脉搏，从而其涉猎面也比较宽广，这恐怕也是这一代经济学者的普遍特点，出于时代的需要，为时代而尽情鼓吹。比如，他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写了长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了大量阐述，为浦东开发提供理论思维，为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了研究与阐释等，对以人为本原则作了经济学的探索。与此相应，其研究成果的内容与与形式也丰富多彩，除了专著、论文，还有许多评论、短篇。即使是他的一些短文评述，也多活泼、犀利，很有文采。
三是从袁恩桢教授的有关文章中，能够看出其理论上的一些传承关系。经济研究所是一支相当好的理论团队。袁恩桢教授就在这个团队中成长，并成为出色的一员。比如，他之所以如此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同他的经济学认知直接相关。在以雍文远教授领衔的《双重运行机制论》课题研究中，已经从总论、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中观经济运行、社会主义经济总运行与调节体系、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史演变等七个部分对主题展开研究，从而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个人的经济利益与他们的行为是决定整体经济运行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微观经济运行中专门探讨了个人的经济行为和目标等问题，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交易活动与经济关系演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探索》是袁恩桢与张道根两位教授领衔主编的一部专著，该书对个人的经济学分析更为深化了。作者提出：“个人能力及其差异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变动、扩展的中心范畴。”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个人能力成为决定人们在社会分工与经济交往中所处地位及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基本特征概括为能力经济。”为此，该书的第五章重点研究了个人及其行为选择。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逐步正视和重视对个人的研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学科的重要发展。
应该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封建专制历史和整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度里，要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摆正个人权利的位置并非易事。在不久前经济学界关于改革问题的讨论中，是否承认“经济人”假设仍然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由此可见，袁恩桢研究员在自己的论著中引入并深化对个人的分析，是需要理论勇气和科学悟性的。正是有了这种认识论的突破，才使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
再如，他在80年代中所写的一篇有影响的论文《经济细胞和经济改革》，就是得自雍文远教授主持的《社会必要产品论》课题研究的的启示。
同样，多年来在袁恩桢所主持的一些研究项目中，他也把经济所的好传统传承给了年青的学者。
四是从袁恩桢研究员的有关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孜孜以求、从不停顿的探索精神。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从计划与市场、价值与价格、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随着改革的深入，他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从这里可以看到探索者不断前进的足迹。但与此同时，他在改革探索中所形成的一些观点与想法，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关系、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上的一些观点与想法，却能在各种场合直抒己见，并不惜与人展开争论，这与他平和的性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袁恩桢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要“讲政治”的文章，文中提到“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重解，即经济学与政治关系的紧密度。他极其关心改革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问题，关心社会主义的分配既不能侈谈公平，更要避免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创新，深化，最终完成现代转型。为此，在庆贺袁恩桢研究员七十寿辰之际，我们衷心祝愿他学术青春常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