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对服务业传统特征的发展与改变必然对服务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的服务行业不断出现，原本与实物生产过程混合在一起的服务作为一个行业独立出来，或者原本作为生产某个阶段或生活阶段的服务独立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行业与企业。服务业规模扩大。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消费者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幅度较大。服务业产值大幅度增长，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与工业，它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是信息化对服务业的最重要影响，即服务业发展重点从消费者服务业和分配性服务业向生产者服务业过渡，服务业结构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业增长最强劲和最主要部分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信息服务业成为服务业中的主导产业。服务业在西方经济较为发达国家里的就业人数与产值比重不断上升，以致出现了丹尼尔·贝尔所描绘的后工业社会：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社会，信息是人们考虑的首要因素，保健、教育、娱乐和文艺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
生产者服务业作为产业集群在全球城市中心城区的空间定位直接带动了全球城市中心区的再度发展（gentrification），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与产业轻型化，后方办公（back-office）推动了全球城市产业的空间均衡化。在经济服务化成为全球性经济发展趋势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国际化城市服务业的就业与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由此引发了产业利润率的差异与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产业以利润率、居民以收入为依据展开对城市空间的争夺。在国际化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相对不足的条件与郊区综合服务功能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中心城区成为产业与居民争夺的焦点，中心城区空间成为稀缺资源。产业与居民争夺的焦点在于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接近与利用上。由于国际化城市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上，产业与居民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主要表现对中心城区空间的靠近与占有上。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在居住在中心城区所获得交通成本节约与居住在郊区所获得清新空气、充足的阳光和空间相比较，前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权重。产业与居民空间迁移既可以通过政府对旧城改造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市场行为方式进行。这样，国际化城市中心城区逐渐聚集了高产业利润率与高收入群体，而中低收入群体与低利润率的产业则不断向城市郊区迁移。国际化城市空间呈现极化现象。
国际化城市的空间极化现象突出地表明了在资本全球性流动与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为吸引资本到本国与本市投资所作的努力。在工业化尚未完成而又面临着信息化的任务下，由于基础设施的不足，国际化城市采取的极化策略，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一种现象。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短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基础设施的短缺，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中心区的定位带来的空间极化可能表现更为突出。相于人口在城市中心区集中而言，这种空间极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空间聚集，是人力资本、财富与科技知识的空间集中。国际化城市的空间极化也表现了新的国际劳动生产分工条件下，全球性生产与地方性生产的分离。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条件下，一种贯穿于全球的生产体系产生了。它在全球以世界城市为节点，构筑了一个全球性的流动空间。国际化城市的空间极化表现了它试图融进全球流动空间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