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作为政治学概念的资格，比作为经济学概念的资格老多了。政治实践所必备的妥协、宽容、灵活等要素要求一定比例的“难得糊涂”，但政治文明毕竟要坚持一批清晰可靠的原则和信念。“糊涂”用错了“剂量”就可能导致“一塌糊涂”的后果。
“基层政府”在中国朗朗上口，但在政府文件中却找不到它的位置，于是有基层政府究竟对应哪一级，它是否真正到达了基层的问题。近20年来，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新增了海南、重庆，香港和澳门的级别更高，这有助于缩短当地百姓对权力距离的感觉。
2005年与1999年相比，中国地级行政区划从991个减少到了333个，缩减近2/3；乡镇、街道办从44800个减为41636个，减幅为7%。但同期中国人口还在增加。考虑到中央政府职能部委数从1982年一百个减至2002年29个，为什么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日渐成熟，行政管理开支反而越跑越快，超过GDP增速近一倍。以1978年为基数，扣减掉通胀因素，2005年13.07亿人平摊的行政管理费应在110元左右，而不是实际的500.92元。看来，政府管理体制有些问题了，或者是老问题，或者是新挑战。简略分析如下。
第一，2005年中国每个基层政府平均管辖一万户居民，在技术上已不可能管好。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回了一次家乡后对李鹏说，四川太大，不便管理，可以考虑分两个部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一个以重庆为中心。这说明中国政府也面临着管理幅度问题。目前上海的政户比例已接近3万户，一个基层政府平均要处置8.3万人的微观公共事务，公共服务只能搞“一刀切”。有些地方的政户比例竟然突破了4万户大关。如此高的政户比例肯定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美国的政户比例大约为1千户，从无基层政府之说。
第二，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雷同会造成较低的政户比例，所以皇权可以不下乡，靠缙绅办乡里事。反正做官的读书人和落第的读书人都靠同一套经典儒术教出来。清乾隆以后，中国按6万人规模设县，“壮县”30万人。由于家庭人口多，估计县级政户比例为1万多户。中央政府设6部，县衙对口设6吏。如今中国政府体制极为介意“上下对口，左右协调”，试图变革者均丢了官帽。古代无所谓基层政府，现代基层政府依然高高在上，历史惯性使然。但是，与古代的熟人社会相比，现代城市居民连邻居都不认得，95%以上的居民不认得任何一位基层政府公务员。而公务员又用很多时间来开会，用一支笔和一张嘴来为居民服务。不这样做，又怎样做？
第三，社会主义响彻云霄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对纪律和秩序的强调多于对每个人权利的尊重，有效处置微观公共事务恰逢其短。基层政府高高在上，本质上是政府体制要求采用宏观手段来处置微观公共事务，等于抱着电锯杀鸡，用拳头打跳蚤，行政成本必然很高。在民智开化的今天，对公共品合理合法的个性化要求滋多，选择性消费欲望益强，基层政府不在基层的弊端愈显突出。困扰政府和学界多年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之解，或许就出自政制上下雷同。
第四，中国是全球权力距离最长的国家，简单地加机构、设层次只会增加行政成本。根本的应对之道在于，重新检视地方及以下层次政府职能，给自治组织以“准政府组织”的名份。什么意思？简答：中央政府承担宏观经济调控职能，预算可以有赤字，你一个乡或街道办何来宏观经济职能？而中国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都违反了《预算法》，都有累累负债。大小政府职能雷同化犹如温水煮蛙，很容易煮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平衡意识，扼杀群体的自治潜能，使人群易被煽动而不易被说服和妥协，逐渐丧失对微观“涉公”事务健全的判断力，遑论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