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6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以后，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浙江考察工作时再次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在关键的发展阶段，把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将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朝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理论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在29年来的改革历程中，高扬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旗帜使我们突破了重重迷雾和障碍，开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解放思想的意义时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四位，市场化改革的绩效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神州大地的沧桑巨变，首先要归功于解放思想。
无可否认，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也还存在许多的困难、矛盾和问题，关注民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和谐社会，在在成为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要科学认识和理性应对这些前进中的曲折和挑战，同样需要我们高扬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旗帜。
例如，怎样看待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分配不公、贫富差别扩大等问题？站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高度，可以发现上述弊端并不是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恰恰相反，它们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尚不配套的产物。无庸讳言，眼下我国的腐败现象和收入差别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经济发达国家。考察当前社会上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经济来源，可以发现凭借资源（权力、信息）垄断获取的财富占很大的比例，由于这些财富并不是公平竞争的报酬，所以人们有理由将其视为腐败性收入分配。市场配套制度的改革滞后，导致了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金融市场等领域黑幕重重，丑闻不断；能源、交通等行业独家经营，旱涝保收；教育、医疗等部门既占有公共财政的资源，又要到市场里去挣一杯羹。不规范的制度环境只能滋生财富争夺而不是公平竞争，而争夺的结果无非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弱势群体的贫困化。现在，对私营老板依靠规范经营获取利润进行责难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他们的收益和风险是对称的。但国有企业的老总如果不需要对亏损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他们的高薪就值得质疑，因为在效益不变的条件下，他们的富裕就是下属的贫困。因此，要消除腐败和制止分配不公现象的蔓延和加剧，唯一的出路是加快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严格执行税收政策，维护公正竞争秩序，等等。
再如，怎样理解平等和公正？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来看，规范的市场经济分配制度具备三项功能，一是通过确保那些从事高端研究工作、进行市场创新活动、投入有效经济要素的社会群体较高而又合法的收入，以达到激励效果；二是限制和惩罚那些垄断收益和寻租收入，以达到维护市场秩序目的；三是鼓励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技能，参与竞争，以做到机会均等和消解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现在城市里的无业人员，有些是自愿失业（如啃老族），解决他们的经济来源，单靠政府发放救济金是不够的。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孟加拉国的农村银行及其创始人尤努斯，他们通过向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帮助穷人，使他们有了发展的起步资本。这个做法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是简单地拉平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幻想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捧“铁饭碗”，那是十分糊涂的误解。
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充分估价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成果，并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新思路、新活力。否则，难免用陈旧传统的眼光去挑剔改革，责难开放，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改革，质疑开放，客观上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大业。
历史地看，强调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总是具有特定背景的。二十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受到一些人的非议，邓小平明确表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眼下，用计划经济的思路来对改革开放指手画脚的毕竟不多了，但出现了一些陈旧观念的变种。如那些陷入“民粹”情结的人，往往以不切实际的分析，情绪化的表态，吊高公众对政府的预期，导致社会舆论的偏差和混乱。其实，民粹主义是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之一，而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破产，就是因为它内在的理论缺陷。在空想社会主义看来，人是具有同样欲望、禀赋和勤奋程度的社会群体，因而拥有同等获得财富分配的权力。他们把个人等同起来，断言只要群体是以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的，这个群体中的个人就会像为自己工作一样为群体工作。于是，社会经济就可以按照一个由人们主观设定的机制运行，一般社会成员可以在预先计划好的位置，以人人相同的数量和质量从事生产。这样，市场就可以取消，只要有公认为品德优秀、智慧高超的管理者就行。正是从这种集权专制的观念出发，空想社会主义成为计划经济和家长式管理体制的先行思想资料。对个人价值的忽视，对市场机制的根本性排斥，使空想社会主义及其计划体制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也限制了个人自由的发展。由此可见，用“民粹”的观点来解读并试图解决我国目前的民生问题，无异于南辕而北辙，与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