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对叶元龙教授的大名留下深刻印象是在读夏炎德教授1948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时。夏教授在书中对当时上海经济学界的两种治学态度进行了比较：一方面，有的大牌教授“著作颇不少，惜大多粗滥，读之味同嚼腊”，所出论著“大同小异，所谓‘新论’，徒易其名”；另一方面，也有几位“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甚精”的“纯正之学者”，其中提到叶元龙，夏教授称赞这位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思虑明快，说理透彻”，尤其是他治学严谨，“以审慎故，已发表者尚不多见。此种矜持之态度，与一般粗制滥造者迥乎不同也”。
于是去了解叶元龙教授的履历。叶元龙（1897-1967），安徽歙县人。1916-1918年在上海大同大学英文专修科学习。1918-1922年留学美国，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6-1927年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1927年1-6月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财政厅长，重庆大学校长，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署长。1949年后历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后来在查阅中国经济思想史有关文献的过程中，知道了叶元龙教授的更多情况。根据孙大权博士《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一书的介绍，叶元龙教授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提出人口最适宜密度论。1957年4月8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水平已有显著提高，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我们正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加强国防，因而需要大量资金，所以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内，迅速增加人口是不适宜的，是有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4月27日，他又在《文汇报》发表《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一文，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目是否适当，要看它的就业和失业情况，平均每人产量增长速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这三个标准看，我国过了过渡时期以后，人口无疑可以达到最适当的数目。但适当性也有程度的不同，如果我国目前听任人口继续大大增加，以至推迟社会主义建设，则在特定时期内还是以降低人口增加率为宜。”这个观点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一致的，当时提出类似主张的还有陈长蘅、陈达等。众所周知，他们的正确见解不久就受到数百篇文章的围攻“批判”，而整个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今年暑期，我在翻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货币、信用与商业》时，意外地发现这部新古典主义名著是由叶元龙和郭家麟两位教授合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家麟教授在《译者前言》中向读者展现了叶元龙教授鲜为人知的经历和性情。他写道：“本书正文是叶元龙先生译的，……1964年，叶先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教授时，应约翻译此书。后因心脏病有发展，嘱我同他合译。1967年9月，叶先生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由于‘文革’期间他多年讲授马歇尔经济学的笔记和资料以及数千首旧体诗均丢失，这部译作竟成了他毕生从事教育和研究事业，教了几十年马歇尔经济学所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了！
……他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回国后，曾在中央大学等校讲授马歇尔经济学，并先后担任过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和教务长。抗战时，叶先生任重庆大学校长。他依循蔡元培先生民主办学的精神，聘请马寅初先生为商学院院长。当马先生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而被拘禁时，叶先生亦被免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
叶先生善于作旧体诗。他离开重庆大学后，闲居在家，赋诗明志。……在此期间，他同沈尹默、汪东、乔大忙、潘伯鹰、章士钊、谢稚柳、沈迈士诸名家相互和诗，连同他前后所作诗篇，累计有数千首之多。可能由于他多年赋诗的习惯，他从事英语翻译时，常用简练的词句或应用一二句中文成语来表达原意。这是他翻译工作的特点，但语句却偏于古雅，不适于青年人阅读，故由我改译为白话……”
现如今，勇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敢于横眉冷对权势集团，奉行严谨的职业操守，不把学术当摇钱树，不靠“大牌”去欺世惑众，富有高雅的艺术才华，像叶元龙教授这样的学者还有多少呢？叶元龙教授当年为什么到历史研究所，而没有到经济研究所，我百思不得其解。但他曾经是上海社科院的一员，这让我倍感亲切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