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讨会的两个主题是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和产学研一体化，是互有关联的。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产业集群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在于通过创新转化促进产业升级，增强竞争力。而国际国内的经验都已证明，产学研相结合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路径。
研讨会不仅邀请到了一些在产业发展和创新研究领域颇有积累和建树的境外学者，同时也受到本市和国内一些同行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的热情参与。大家不分年龄长幼、学术地位高低，平等地切磋，共同分享各自的理论研究心得，交流调查研究的体会，受益匪浅。以下是这次会议交流论文的主要观点摘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吴艳文提交的《宾阳县机制纸产业集群学习机制研究》一文，对广西宾阳县机制纸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厂商的地理集中可以降低采购、库存、运输和交易成本；垂直分离的生产组合方式能够较好地实现集群内资源的有效整合；企业间相互学习效应，人员流动，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形成集群学习氛围和培育创新氛围。
成都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杨明娜的论文《西部传统特色产业集群的培育：城乡就业的突破口》通过对成都鞋业产业集群的分析发现，市场、成本、政府以及技术创新等，都对成都鞋业产业集群的培育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章认为，作为城乡就业的突破口，不能简单将培育西部传统特色产业集群等同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当搭建的产业集群发挥出最大效应时，才能真正从产业集群的不同结点企业入手，为城乡差异化劳动力就业找到适宜的解决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日本专修大学社会知性开发研究中心汤进博士在其提交的会议论文《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中日产业集群及中小企业的调研》中，对中日两国产业集群及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征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主要在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上，借鉴日本的经验，中国的产业集群及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和技术与技能的长期积累，同时也要在稳定雇佣关系、鼓励创业和产业政策方面有所突破。
宁波经济建设规划研究院杨锐、童雅平提交的《关系嵌入与低端道路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生产性服务业问题》一文，试图从关系嵌入的视角来破解浙江块状经济在低端道路上被锁定的困境。该文认为依附社会网络的关系资产专用性过度嵌入、边际技术替代率低级化嵌入、短距离交易低度嵌入的专业市场是低端道路锁定、企业核心竞争力僵化的内核。该文进而提出实施产业政策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桥接地区生产系统与全球生产系统并实现地方产业集群升级转型的发展战略。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宏观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陶纪明深入探讨了上海金融机构1995年至2005年间空间形态演变的基本趋势和结构性特征，及其背后的若干经济学含义。强调金融机构空间变迁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城市功能的变化。其中金融机构空间变迁重要的推动力是政府规划，金融机构空间分布呈现集中与分散并存的趋势，上海金融产业的辐射力正在逐步增强。
韩国产业研究院洪裕洙教授探讨了韩国的工业发展与产业集群；
日本专修大学社会知性开发研究中心林松国博士的论文《规模缩小中的日本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合作关系的变化》首先通过相关数据确认了日本的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是处在整体规模不断缩小的过程中，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从局限于某地区或行业的、以固定大企业为中心的、从上到下的较为封闭式的关系网，向开放型的、重视横向交易的关系网转变。
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社会知性开发研究中心研究员大桥英夫的论文《巨大都市东京的产业集聚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启示》，认为现代化大都市东京制造业集聚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形成了中心城区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扇性型区域架构，使得研发和销售功能选择留在中心区域，生产制造环节布局则向外围区域迁移。多层次的完整产业链，较好地平衡了城市化造成的生产成本提升和研发等高端人才对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这种共生现象对基础设施的依赖度极高，而东京则具备了完善的通讯和交通网络。论文认为，正是保持多层次的产业结构、支撑制造业的完备的基础实施是制造业依然成为东京一个占据重要位置产业的条件。这个经验对上海的启示是，不能局限于单一城市范围，而要从上海经济圈（长三角）来考虑产业布局。
强调产学研合作中的企业主体地位，是产学研重在科研成果产业化、市场化，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内在需要。
上海医药集团中央研究院名誉院长高均芳教授的论文是《产学研合作之探索和实践——上药集团中央研究院创新之路》。上海医药集团中央研究院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医药工业企业与科研实力最强的国家级科研院所的合作。我国因人口众多，虽是用药大国，却不是新药诞生之过。制药行业长期处于低水平仿制状态。由于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制造企业核心能力下降，制药行业利润微薄，更畏惧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大、转化风险高的新药开发，改革开发以来面临与研发实力雄厚的外资制药企业的严峻挑战。2003年上药集团与中科院药物研究所联合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目标，探索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方式，支撑企业实现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企业向以研发为导向的先进制造业的战略转移。这一产学研的探索，有企业创新的经验，和已经显现的对集团发展的科技引领作用，与此同时，也遇到了行业低赢利与研发高投入、研究与开发的协调、人才竞争等方面的挑战。这一案例提供了产学研合作制度（包括合作形式、合作机制、企业主体）等方面的思考。
安徽省经济委员会行业规划处处长陈东克的发言题目是《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促进企业快速发展——江淮汽车产学研案例分析》。安徽省因为拥有江淮和奇瑞，现在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的主要基地。这次入选会议演讲论文的是江淮汽车产学研的案例。该集团是国内汽车行业唯一没有与国际资本结合、也没有国家重大项目投入和轿车项目，却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自主品牌JVC，雄踞中国汽车工业十强的企业。江淮的各类整车出口已经连续4年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2006年被确认为国家汽车出口基地和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它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与巧借外脑相结合的产学研之路，它自主开发的轻重卡车、商务车、休闲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前桥等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水平、高附加值的产品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江淮创新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开发产品与开发用户向结合。这正是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注重市场应用和实现销售的重要特征。江淮的供应链系统在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了不亚于技术创新的功能，使其成功越过了中国幼稚的汽车工业与世界成熟汽车工业间成本挑战的难关。这一案例向我们提出了产学研结合如何走向市场成功的经验。
中外经验表明，即便在市场环境中，政府在产学研中的角色依然不可或缺，关键是如何正确定位。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瞿宛文教授递交的论文《政府领导的台湾电子业网络》通过对传统制造业（自行车）和新兴制造业（电子业）的细腻比较，让我们了解了在世界上有较高知名度和竞争力的台湾电子业成长背后科技能力生成过程中的政府作为。她认为，政府是后进国家和地区新工业成长极的催生者。台湾当局在高科技产业致力于创造新的市场部门，使本国公司能够竞争，从这一点来看，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在旧经济时代，台湾政府孕育新产业的办法是，利用国营企业和促进进口替代的政策工具，比如关税保护、本地内容规定和开发银行；在新经济时代，它的办法是运用财政政策、给予培育人才的高等学府以充裕的经费、兴建科学园区，以及先行投资于公立研发机构，其中一些承担多重功能。利用公立研究机构的衍生公司和科学园区，以及促进进口替代的政策工具，比如公共和民间研发补助、租税减免方案和给予园区厂商的优惠条件。政府如此关切高科技组件的进口替代，除了提升本地技术水准和企业竞争力之外，政府的目标始终是创造本地成长机会和本地附加价值，这也是为了防止产业「空洞化」──即制造企业的外移。瞿教授对台湾新旧两种产业发展的历史考察，蕴含了对传统理论反思和对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和制度成本的精辟分析。
上海科技发展中心孙中峰等的文章通过对知识转移过程特点的描述，提出了“政府在产学研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文章认为，由于知识转移链的运行效率与知识转移的“成本”呈反比，与合作双方的“差距”呈反比，与各方联系的“强度”呈正比，因此各国政府在推进产学研知识转移中的作为具有以下共性：
一是在源头上，政府积极引导各类研究机构参与，夯实知识转移的基础和能力。通过设立专项经费或建立基金的方式，鼓励学界和企业开展合作，提供提供风险分析、专利建议和合作建议等直接服务的方式，推动成果转移。二是在过程中，各国政府设立了大量的创新机构以及技术开发机构等设施，采取多种方式为知识转移提供所需人才、技术、基础设施以及资金等支撑要素，大力增强知识转移的“中介”服务功能。三是在用户端，以高效、直接服务为手段，着力增强企业作为知识转移最终用户的作用。组建分产业或行业的专家顾问团，划分区域对中小企业提供与需求对接的服务，包括制定新的技术路线、提供新的技术信息，并为一些项目提供公共资金的支持，以拉近企业与知识成果的距离。
结合国际经验，文章针对政府推进产学研合作知识转移中的作为概括为：一是强化知识转移源头的供给能力。二是大力提升“用户”的需求能力。三是完善产学研知识转移的相关机制。四是发挥相关服务机构在产学研知识转移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五是完善产学研合作相关政策以引导、激励、支持产学研良性互动。六是要发挥政府在支持和引导产学研知识转移长效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
与政府对产学研的认识和具体的产业发展阶段和运作环境相关，产学研在实践中出现了具有区域特点的运作模式。
日本专修大学教授、社会知性开发研究中心研究员平尾光司和宫本光晴介绍的川崎市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互动创新经验。主要从川崎市由一个工业老区变成一个产业领先、生态环保城市过程中，由官、产、学、研构成的分层、多样的城市创新体系中四种理论化的创新模型：沿海重化工创新模型、传统机械行业的创新模型、中小型企业创新模型、现代信息行业创新模型，证明了企业性质、所在行业、创新动力、创新机制、创新方向的差异，并揭示了创新体系中各个主体的功能作用和合作创新的体制机制。让我们了解了依托企业的产学研之外一个城市的产学研合作的境况和合作成效。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吴寿仁博士对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产学研合作的特征进行了研究。他从上海产学研合作的沿革、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入手，揭示了当前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中产学研合作的基本特征，即1、产学研合作从产学间、产研间的“两两”合作发展为产、学、研三者之间的互动合作。2、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 3、出现了独立运作的产学研合办的研究机构（如技术中心、研究院等），从为企业自身服务转向面向全社会服务。 4、产学研合作渠道从由天然的某种联系如朋友、校友等撮合的狭窄渠道转向通过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宽渠道实现。文章在肯定产学研合作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等作用的同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主要是: 1、企业的主体地位有待加强。2、产学研合作不够规范，存有偶然性。3、对科研人员激励以短期激励为主。4、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成效有待提高。并认为产学研合作要有效开展必须思考：1、合作各方如何坚持诚信、 2、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导作用3、摈弃急功近利的浮躁观、4、选择相互匹配的合作伙伴、5、实施产学研合作的规范操作
江苏省江阴市委党校包卿和南京大学工程学院钱志新合作的论文《区域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构建与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以江阴市区域产学研联盟为对象，探讨了区域产学研联盟与地方产业升级、区域创新发展的联系。江阴是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评出的首批中国十大纺织产业基地市之一。目前全市已形成了以镇为单元的产业集聚区。江阴市在江苏省率先成立了区域产学研战略联盟，联盟由政府发起组织，其性质为由江阴市范围内的内资企业和中方控股企业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跨国公司等联合创办的，以技术研发、新品开发、成果孵化等为主业的科技型企业和技术服务平台等联盟成员自愿组成的，集联合性、长期性、紧密型和市场化于一体的区域性组织。文章认为，单个企业难以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保证创新的成功率，而集群内企业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学习，通过交互式作用过程，创新的基础和条件要优于单个孤立的企业。原因是我国本土内生型地方产业集群的企业区位分布大多在乡镇辖区，知识和智力资源缺乏，创新的成绩和创新的需求与潜能相比显得相当不足。区域产学研联盟能够弥补我国内生型产业集群创新要素不足的矛盾，通过战略合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优势进行互补，从而激发创新潜能，实行产业集群的创新升级，由低成本型集群转向创新驱动型集群。产学研的合作联盟在集群创新系统中扮演了知识的载体、交换器和生产者的角色，是集群内企业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集群的发展是产学研合作的触动器和推进器，而产学研合作联盟的发展与壮大同样推进了整个产业集群的不断前进。两者之间的发展一般经历单向的线性交流阶段、简单网络阶段和复杂网络阶段。区域产学研联盟的构建与发展可以看作是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及发挥其对地方发展的带动影响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赵卓基于我国西部某国家级高新区产学研合作的调查结果，对中小企业参与区域产学研合作的现状作了基本判断，并分别从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度对产学研合作的动力、障碍及有效模式进行探讨。重点研究了科技企业孵化器这一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的有效工具，在推动中小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机理和
实现方式。
文章提出，兴建科技工业园区虽然是政府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种重要模式，但园区的主要功能是在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及沟通技术转让、技术交流的渠道，尽管它也吸引了大量的新建小企业，但它却不是专门为这些小企业服务的，其关注重点也不是培养、扶植创新型小企业。
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成立之初，由于缺乏资金及经营管理经验，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失败的概率非常高。此时，需要政府部门出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考虑，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具有市场前景的重点项目，提供办公场所、资金、人才、技术方面的支持，使其快速蜕变为具有一定市场生存能力的中小企业。
定位于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企业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能够实现政府部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和服务功能，进而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科技创新。
科技企业孵化器对促进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中的引导作用，关键在于对区域科研资源的把握，以及对区域创业文化的培育。而它的孵化作用：关键在于整合资源，提供服务，提高产学研合作成功率。
关于产学研的合作方式，两位中外学者让与会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驹形哲哉副教授的论文《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创新经验》引用内含四种意义的“创新性发展”概念，以一个日本学者的眼光考察了中国传统的脚踏自行车走向电动自行车的市场、政策和技术诱因。认为即使现阶段缺乏开发技术与工艺的资金及技术能力，但如果引进的技术与国内既有要素资源相结合，同样可以创造出国际竞争力。他认为中国特有的创新条件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此外具有市场灵敏度的经营者和企业家、比较健全的产业基础和政策的灵活性是决定创新采取不同形态的制度因素。他认为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崛起，正是利用了现有技术（锂电池）和原有技术的提高，创造出了新的产品。这种利用现有技术开拓新市场的创新性发展，也可能导致中国电动汽车的率先诞生。而这种他称之为中国式的缝隙性创造和创新型结合的组装加工性产业发展特征，有可能开辟出一条与日本等国产业发展轨迹不同的新路径。驹形教授的分析提出了创新机遇无处不在、创新性发展具有多元性的观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王安宇博士探讨了产学研的契约形式——研发外包契约类型的选择问题。文章认为，与组织结构一样，外包契约类型对研发外包活动的绩效有着重要影响。由于不存在适用所有情况的单一契约模式，因此在产业实践中，决策者应当根据项目特点，选择合适的契约类型，尽力降低自己的风险并提高预期收益。
外包契约类型的选择实际上是权衡不同类型的研发外包契约在处理事前信息不对称、事后信息不对称、再谈判摩擦以及项目不确定性等方面的效果。具体说来，固定支付契约可以筛选出有效率的潜在承包者、可以提高承包者响应再谈判邀请的概率、可以促使承包者在执行项目过程中节约成本，但是无法为重要项目提供资金保障；相应地，成本附加契约可以为重要项目实施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但是可能导致潜在承包者实施逆向选择行为、可能导致承包者因无利可图从而对再谈判缺乏兴趣、可能导致最终研发预算面临软约束。同时，研发外包契约类型选择也应考虑项目投资规模和预期成果价值、潜在承包者人数等因素。
不同类型契约在处理事前信息不对称、事后信息不对称、再谈判摩擦以及研发项目不确定性等方面的效果。本文站在外包者的角度，首先分析信息不对称对研发外包契约类型选择的影响，接着讨论两类契约在对付再谈判摩擦方面的效率，然后研究研发项目不确定性对契约类型选择的影响，最后关注选择契约类型时应该考虑到的其他一些因素，如项目规模、承包者人数等。
（陶纪明、顾光青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