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调研，了解窑洞的历史能从一个侧面探知时代的脉动。毛主席在延安时住得是土窑。打土窑有较大风险，因为一旦塌方，伤亡者大多为青壮年，会沉重地打击一个家庭的“钱包”。况且土窑如果选址不当，还很容易被暴雨冲垮。由此前进一步的是砖窑或半砖窑，最好的是石窑。石窑的寿命约为百年，现在打一孔石窑约需3万元，一般家庭一次要打3孔窑，加上家具装饰，约需10万元。如今不少陕北农民有条件打石窑了，但石窑的利用率却较低。原因很简单，有条件打石窑的人都有条件在城镇购买商品房，回到家乡打几孔石窑的绝大部分意义在于，告诉乡亲们，这就是某人成功的标志——真金白银打出来的石窑。
延安改建的火车站十分气派，现代化程度不亚于京、沪任一火车站。根据延安市的情况推算陕北的面貌是靠不住的。我在陕北随机选择了3个县，住到偏远乡村的农民家里，感触颇多。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报废的土窑很多；而砖窑里的常住户籍人口大多都在城镇另有一份不太稳定的工作，家乡的窑洞实际上构成其失业保障的组成部分。结果你能看到一种奇特现象：目前仍然住旧土窑的家庭一定是全村最贫穷的家庭；住砖窑的家庭里流动人口最多，他们正处在由“农”到“工”的奋力一搏的关口；漂亮的石窑里面有普通城市家庭的大多数摆设，绝大部分时间也只是摆设。先富的农民急于向乡亲们证明自己已经不是农民了，其目的之明确，愿望之强烈，手段之粗糙，实让人捏一把汗。目前，农民急于与农民身份划清界线已成为一种时髦：农民并不在意自由，却十分在意靠收入和财富予以证明的身份差别，关键是乡亲们都认这个“账”。根据社会形态转型规律，这笔账往往会导致浓度不等的仇恨感。
鉴于中国农民对自家土地的热爱和忠诚正在迅速衰减，我们必须看清两种不同性质的转型，一是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型，中国在1/15的概率中赢得了成功；另一个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信息社会的转型，是社会形态的转型。各国社会形态的转型都不很轻松。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兄弟中，没有多少人追问“是谁给我们安排下这幸福的生活”，倒是报怨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很多，合理的维权意识与各类各式牢骚掺合在一起，原因是什么？将导致什么后果？里面大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