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是人口学中用来度量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当总和生育率为2.1左右时，上一代人在数量上恰好被下一代人所“更替”，所以称之为“更替水平生育率”。一般将总和生育率等于或低于1.3定义为超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 rate）。
东亚国家生育率在近二、三十年内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在2000年前后纷纷进入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水平。
低生育率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性别比例失调、对社会保障基金和公共财政形成巨大财务压力、劳动力短缺、消费不足甚至经济衰退等。正因为如此，各国的生育政策也纷纷发生了转变和调整。
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宣传口号由以前的鼓励少生到现在的鼓励多生；把人口和家庭生育计划列入学校课程；为结扎的育龄夫妇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手术等。
日本前后推出“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和“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一系列政策措施，甚至在内阁府成立少子化部门。2007年日本正式启动约合1000多亿人民币的预算鼓励生育计划，从怀孕到产检、生产、养育、求学等全面介入补助。
台湾当局的宣导口号由1990年的“家庭计划”转变为“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台湾将投入8400万台币用于宣传生育的重要性，台湾“内政部”希望能将10年后的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6人，每年总婴儿数为30万人。
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2005年呼吁每个家庭最好生三个孩子。2007年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公布，子女免税额由每名4万元调高至5万元。港府正研究延长现行由小学至初中的九年免费教育，并考虑把两年幼儿园学前教育纳入免费教育。
新加坡政府自2001年4月以来已拨出4亿2000万元给新生婴儿的父母；在历时半年收集民意意见之后于2004年宣布鼓励生育。2004年政府设立的 “工作与生活平衡发展基金”旨在协助公司推行工作与生活和谐计划，尤其着力于推行灵活工作安排。
而这些措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07年坦承政府在过去3年花了很多钱实施更多的“婴儿红利”、延长产假等鼓励生育措施，但1年只多了700个婴儿。台湾生育率并没有止跌回升，而是屡创新低。不愿多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能力不足及养育成本太高。有学者估计，香港一般中产家庭培养一名子女从出生成长至大学毕业要花费近400万港元。
东亚国家及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变过程对我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人口政策的决定应事先经过充分讨论和科学论证。例如韩国政府于1995年成立由20位人口专家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对生育政策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讨论、听证。其次，即使采取诸多措施也可能效果不彰，因此不能错失调整人口政策的历史机遇。目前我国不少人口学者建议适当放松生育控制政策，否则会人为地加剧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曾毅 2007，乔晓春 2005，穆光宗 2005）。
比较我国国家计生委上世纪末的人口预测和近年来我国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较大偏差。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进一步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对不同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率前景及其经济社会影响进行认真的模拟和分析评估，以便作出科学的政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