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收，讲三件事。几年前，随一位地方官员同车通过一个公路收费站。该官员感叹道，搞个收费站就像弄了个印钞机，派人收钱就能发财。后来我看到，当地的收费站是建起来了，经济却一直没有搞上去。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百无聊赖，工作时间不是嗑瓜子，就是打情骂俏。最近看到报道说，湖北吴家山“狮子口般”的收费站逼得过往车辆绕道而行，300家企业为节约运输成本而搬迁，当地政府损失15亿税收。早在1696年，英格兰开征“窗户税”。窗户多说明房子大、有钱，理论上像累进税。结果导致各家都将窗户砌上。结果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政府也没有收到税。而英国却是历史上拥有最文明税收记录的国家。
政府不能以为税收就靠收，收就有，不收就没有。当年里根总统向选民推销其减税计划，使用了著名的拉弗曲线来说明，税率和税收的函数关系绝不是单调上升的。
再说支出。让政府花钱的项目应当是万不得已的项目。因为各国的行政成本都不低。当前杰出的世界记录是，美国慈善总会每收到3元钱善款，就有2元能送到受助者手中。所以非政府组织拥有比政府节约、比企业无私的好名声。当然，这种好名声除了宗教能提供“无缘无故的爱”，还要靠货真价实的竞争。相反的记录令人心寒。据测算，每筹集7元“送温暖”的钱，只有1元被送达。其余的都花在了行政成本上。
近30年来，中国的行政成本一直在迅速上升。按照1978年中国人均负担行政开支的比例计算，剔除价格因素，2006年中国的人均行政开支应为109元，而实际人均负担行政开支为510元。说实话，隐性开支还不在其中。预算外的行政开支更没法说。所以经济学家总不看好公共开支的效率。这不是反对政府，而是更赞成市场。
“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于1998年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相当意味深长。服务到什么程度？钱从哪里来？一般而言，政府花钱的责任应止于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在所有问题上都责怪政府的社会氛围是不健康的。公共财政不是“馅饼财政”和“免费午餐”。倘若公共财政收支更透明，老百姓也许就会调整对政府的期望值。近年来，广东省人大代表审议财政预算有了“大本子”，可以一并视为中国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取得新进展的一个积极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