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老院长在任期间，曾提出上海社会科学院要出精品力作、出传世之作的希望。他在50多年前出版的《中国绅士》、40多年前出版的《中国绅士的收入》，正是精品力作、传世之作。
《中国绅士》英文版于1955年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于1991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韩文版于1993年由韩国新书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导言、第一章 19世纪中国绅士之构成和特征的考察、第二章 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分析、第三章 19世纪中国绅士的科举生涯、第四章 对于19世纪中国绅士传记的数量分析，附表41，图4。
导言由张仲礼老院长的研究生导师弗兰兹·迈克尔撰写。他指出：“中华帝国的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社会集团的研究，无论是对于传统形式的中国社会的分析，抑或是对这一社会因西方和苏联冲击所导致种种变化的近期发展的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张仲礼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的研究成果，在华盛顿大学正在从事的中国社会研究项目中占有核心地位。他的成果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而且对于那些总的来说留意于了解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的学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这一研究成果使张仲礼老院长成为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二战后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因此他荣获了1952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这一奖项意味着张仲礼有了美国国家级学者的身份。凭借这一身份，张仲礼老院长后来结识了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中国绅士》出版后，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费正清认为：“《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美国历史评论》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
《中国绅士的收入》是《中国绅士》的续篇，英文版于1962年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由美国格林伍德出版社再版。中文版于2001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前言、第一篇公共服务和教学收入、第二篇 从地产和商务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概要的结论。其中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第一章 担任官职作为收入的来源、第二章 绅士功能作为收入的来源、第三章充当幕僚作为收入的来源、第四章 教学作为收入的来源、补充资料 其他服务收入；第二篇由下列各章组成：第五章 地产作为收入的来源、第六章 商业活动作为收入的来源。此外，书中还有附录地方志人物传、增补篇 绅士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地位。
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弗兰兹·迈克尔说：“通过指出绅士活动的全面模式和专业分工，张博士使其研究既有广度，又有细节。他是第一个试图论述绅士职业生涯的学者。这或许是张博士此项研究居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价值。”
《中国绅士的收入》中译者费成康强调：“直到今日，国内外尚未出现过超越此书的同类成果，生活于21世纪的学者在阅读此书时仍能感受到层层新意。这种状况表明，确有深度，确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不同于某些仅能流行于一时的作品，而是能够经受岁月的磨洗，传诸于后世子孙的。”
值得一提的是，张仲礼老院长留学美国期间的学术成果不限于此，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中国问题研究专著中，除了《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外，另外两部《太平天国史》、《19世纪中国重要官员的奏稿提要》也都出自于张仲礼老院长之手。
勤奋是成功的第一级阶梯。为写作《中国绅士》，当年的张仲礼几乎天天泡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埋头钻研原始材料。为写作《中国绅士的收入》，张仲礼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查阅了撰写或编纂于19世纪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官方文献和中国、日本及西方学者众多的著述，光地方志和族谱就达数百种。最近他在谈到治学方法时说：“不能不费多大工夫，也不进行多少思考，就开始写东西。一定要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并且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有新的资料，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才能开始写。东抄西抄，匆匆忙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写，就一定要写有生命力的东西。”
研究的深入，方法的创新，是《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的重要特点。在《中国绅士》的导言中，弗兰兹·迈克尔系统阐述了张仲礼研究中国绅士的学术史意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其后的卡尔·马克思，根据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了东方型社会的概念。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家通过农业水利来控制经济。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关心的仅仅是这些笼统的概念。”“对中国社会作系统描述的第一个尝试是本世纪（指20世纪——钟注）初由斯宾塞学派的成员E.T.沃纳(Werner)所作的”，而“马克斯·韦伯(Weber))出类拔萃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使斯宾塞学派对中国社会划分所作的初次的却也是粗糙的图表式的研究尝试，大为逊色”，“自从韦伯时代以来，没有一个学者试图以类似的方式对远东、或者更具体地说，对中国社会作如此广泛的社会分析”。“由魏复古（Wittfogel）博士提出并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的东方社会理论对此曾有认真的考虑”，这种理论“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正如其他类似的社会一样，官吏居于统治地位。”《中国绅士》则是全面研究中国的一个社会集团的各个方面，“旨在对于中国绅士有一种新的了解”，因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官吏仅仅是事情的一部分。官吏的社会基础是绅士”。此外，弗兰兹·迈克尔提到：“本书的每一项研究都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论述一组不同的问题。”
在《中国绅士的收入》的前言中，张仲礼写道：“本书研究还体现了这样的意图，即是将经济学家研究国民生产和国民收入的方法运用于中国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正是由于融会贯通了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才使《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都是张仲礼老院长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两部著作之间还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和明显的延伸性。个体研究能力的优异是合作研究整体实力的基础，学术研究的深化有着值得遵循的客观规律。在社会科学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今天，《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的成就也可以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