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重大地震灾害意外地形成了一个时代的巧合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正式实施，5月12日就经历了真正的检验。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多种媒体及时向外界公布灾害信息，至少取得了三大成果：⑴推动全民迅速凝聚起抗震救灾的决心和勇气，证明“正确感觉活跃在民间”；⑵救灾措施获得了强大的民意支持和民间力量帮助；⑶激活了奏鸣《国歌》的开关，再次让“我们万众一心”“铸成血肉长城”成为中华民族惊天的救灾宣言。
史学家钱穆认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在于维系国家内部社会情感的麻木与觉醒”。在现代社会，中国人也需要明确的事态和真相而不仅是杰出的救星，来保持同胞之间不讲价钱的骨肉联系——近者手牵着手，远则心连着心。在所有联系手段中，唯有承载着现代公共舆论的信息平台能胜任这种人性联系，使公共舆论与理性保持一致，促进不同见解相互启蒙，产生与货币不大相干的“交往的生产力”——让高尚统摄利益，让同情超越距离；让事实在猜测之前被展示，让谣言在真相面前灭绝；让灾区的需要广为人知，让金贵的情感有相宜的寄托……。如果没有现代公共传媒的独特作为，那么，缺乏人性热度的公共生活就只会产生冷漠和麻木。
公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天然拥有一项平等的权利——有权利尽快了解同胞的真实处境和需求。灾难时刻的公共信息平台能够帮助个人突破封闭状态参与公共生活，加速现代公共、公民精神的升华，据此人们才有以下指望：
——中国将赢得有史以来最为成功、最有效率、最多参与者，积累了最丰富救灾经验的抗震救灾胜利；
——成为自建国以来民众疑问最少、报怨最小，在“地震损失的确减到最小”等问题面前最问心无愧的救灾活动；
——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仁爱”美德与现代公德、博爱意识实现最佳结合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实践；
——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在自然灾害中逝去的亡灵，受到最圣洁人性尊重并享受最高规格葬礼的庄严记录。该记录将标定中国现代文明的新高度。
为了应对绝大多数公共事件，政府发布严肃、权威的信息与现代媒体提供真实、丰富的信息，二者同等重要。公共舆论能测量一个国家有多少堪称“公民”的公民数量；能显示一个民族秉持有何等高贵的一流品行；能证明一个社会蕴涵多么巨大的体能和智力，能表现一种古老的文明具有哪些足以向世界细说的自豪和光荣……。
四川地震激活了中国人心底里的那份崇高，其中的内涵不止于三千年的同胞之情，更浓烈的是超越国界的人性关爱。官民一致、军民携手的抗震救灾信息表明，中国人已经把在政治公共生活领域“患有先天性精神残疾症状”扔进了太平洋。没有现代传媒，人们对灾民可能只存在微弱的理性同情；通过现代传媒，在中国社会就会激荡起13亿份人性对生命的关爱。
作者信息：杨宇立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博导
联系方式：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邮编200020
手机：13020201212 E-mail yuliyoung@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