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6日下午3时，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马伯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瑞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5岁。
马伯煌教授，原名马彭騵，以字行，1913年12月20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毛祁屯北毛村。他早年就读于海城县立初级中学、辽宁省立第二高级中学。1934年考进北平东北大学，1936年转入北京大学，1938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以后历任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员、贵州兴仁县立中学校长、重庆四行总处驻盐务总局稽核。1944年赴美留学，1946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沈阳国立东北大学教授、政治系代主任、兼理法商学院院长事，国民政府东北经济委员会设计委员、经济研究处代处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参议。新中国成立后，马伯煌教授先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局翻译，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夏大学教授，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4年在上海四联出版社兼任总编辑顾颉刚的助手。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进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研究所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马伯煌教授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名誉理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学术顾问，上海经济史学学会顾问，中山学社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历史学会会员。
作为一位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马伯煌教授在历史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领域均有显著建树。在大学时代，他师从顾颉刚、马裕藻、钱穆、陈寅恪、余嘉锡、皮名举等大家，奠定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潜心研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并购买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进行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东西方文化教育的融合互补，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优势，使马伯煌教授的学术研究具有了广阔独特的空间。
马伯煌教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对中国历史展开创新研究。1963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关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中国到鸦片战争前，农民经济的变化和农村阶级的分化，还没有动摇封建经济的基础及其统治地位。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所谓原始积累过程，显然也不会发生。马伯煌教授的其他历史学论著，如《历史的峰谷和走向》、《宋初军事行动的经济目的与策略》、《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儒学历史论略》等，也都是立意高远，视野开阔，分析独到，思考深邃之作。
马伯煌教授非常重视第一手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从1958年到1964年，他主持了《刘鸿生企业史料》的调查、研究和编辑工作。这部文献于198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上、中、下三册出版。1985年在上海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获著作奖。马伯煌教授还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上发表了相关论文《论刘鸿生企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在古籍整理方面，他参加了《二十四史·宋史》的校点和定稿工作。长期以来，马伯煌教授一直担任《辞海》的编辑委员和分科主编。
改革开放以后，马伯煌教授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扩展到经济思想史领域。“六五”规划期间，他主持承担了上海市课题《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任务。“七五”规划期间，他再次主持承担了上海市项目《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的课题研究。1989年，马伯煌教授以76岁的高龄承担了中华基金课题《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主编重任。以上三项课题的成果出版后，受到学术界肯定，其中《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奖。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和欧美各国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产生浓厚兴趣，马伯煌教授即以渊博的历史学识和精深的经济理论参与研究，他撰写的《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掘、整理和运用》，高屋建瓴，文笔优美，居于当时的理论前沿，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专家，马伯煌教授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尤其是为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积极贡献。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重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趋势，经济研究所及时设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小组，1983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为了促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深化，扩大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所在这一学科中的影响，马伯煌教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当年申报上海市课题《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他在病床上向青年科研人员口授提纲，修改课题论证。198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中国经济思想史硕士学位授予点。马伯煌教授带领其他科研人员一面从事多部专著的写作，一面招收培养研究生，还要承接兄弟院校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等许多繁忙工作。他主持完成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由于质量优异，被高等院校选为教学参考用书。
马伯煌教授学贯中西，思路开阔，大力提倡学术研究的对外交流。1990年，他应日本北海道大学的邀请，赴日进行学术访问，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和儒教思想的关系》的讲演。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赞赏。《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出版后，日本学者中井英基曾在日本《东方》杂志（1990年1月）上以“正规的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著作”为题进行介绍。《历史的峰谷和走向》一经问世，就被新加坡学者作为中华文化具有特定价值的有力依据之一。
马伯煌教授关心青年，提携后辈，教书育人，有口皆碑。他对年轻科研人员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他告诫学生写东西要严谨，不要贪图数量和速度，否则将来要“愧于少作”。他说科研人员首先要埋头学术，50岁左右是向社会贡献才智的最佳年龄段。他培养或指导过的学生，不少人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学术研究骨干。他鼓励年轻人学好外语，争取到外面去看一看，他认为出国留学或进修，不仅可以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拓展视野，规范方法，提升学术境界。马伯煌教授在耄耋之年仍然经常到所里来，很乐意与年轻人交谈，大家感到他身上洋溢着一种亲和力，感召力。
马伯煌教授学风严谨，为人正派。他当主编，从构思提纲到修改初稿，从社会调查到资料核实，无不全程参与，亲自动手。对学术观点，他主张自由讨论，求同存异。对学术规范，他一丝不苟，是非鲜明。遇到抄袭、马虎等不良行为，他厉声批评，毫不留情。身教胜于言传，马伯煌教授和其他老一辈学者的道德品格已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所的宝贵精神财富。
马伯煌教授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一位充满智慧的学者。但他的科研成就和人格魅力长存，永远是经济研究所值得自豪的学术宝藏和后辈学者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