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一个世纪性问题
娜拉是挪威作家易卜生所写的话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为了追求个性自由，她毅然抛弃舒适安逸的家庭生活，走向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社会。值得玩味的是，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直萦绕在思想者的脑际。
《玩偶之家》写于19世纪下半期的欧洲，但到了20世纪上半期，“娜拉改变了中国一代青年的价值观念” 。 与此同时，像鲁迅这样的思想家，考虑更为深远。他首先肯定娜拉出走是必然的，“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但他担忧出走以后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娜拉“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归根结底，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要靠娜拉自己去解决。
20世纪70年代前期，面对“文革动乱”造成的灾难，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破产，顾准从新的高度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他写道：“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他认识到，“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后，娜拉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例如，“当1992年中国向世界宣称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始伟大的建筑工程时，吴敬琏以为只要建立了市场经济就能够经济昌盛，人民幸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生活中公法不彰、社会失范、腐败蔓延的现象，使他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天空并非梦想的那样清湛碧澄。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又一次‘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顾准式的发问进入了他的心里。”
应该指出，现代中国的这一世纪性问题是相互关联，层层深化的。如果说在鲁迅时代，娜拉的问题是个性如何解放，在顾准时代，娜拉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推进，那么，当今的娜拉的问题则是中国经济如何真正融入人类文明。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出走以后的娜拉面临三个问题，需要澄清三种思想观念。
怎样认识市场经济
中国人知道和接触市场经济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使一向沉湎于“天朝无所不有”优越心态的东方古国初次领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强暴。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对自由竞争经济体制的批判，以及这种体制的被取代。整个20世纪上半期，外遭列强凌辱，内受战乱困扰，中国的志士仁人苦苦探索国家生存发展之路，在多种选择之间，基于悠久雄厚的整体主义文化，最终确立了统制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样的艰辛曲折，这样的路径依赖，导致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本质缺乏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
顾准是计划经济时期坚持独立思考的学者。他在研究欧洲工业文明的起源时发现，市场经济是社会各种进步因素的综合产物。在他看来，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理由，但“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对照中国的状况，还必须补充的因素有“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因此，“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形成因素非常丰富，它决不是人类为了追求财富而刻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经济体制，而是社会发展所自然孕育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不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待市场经济，就容易只看到市场经济具有的财富效益，而忽视或否定它的现代价值和道德内涵。
市场经济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它的经济公平和自由上。有学者撰文指出：“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这种高效率‘生产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为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平等要求及其自由竞争提供了优越的经济活动机制，最大限度地开辟和调动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创造性资源和社会潜力。自由而平等地参与要求，解除了人们之间因政治权力、生活传统、种族性别、信仰差异等社会政治、文化因素所负有的先定束缚”，自由竞争“使社会的各生产（劳动）主体享有了充分发展其才能、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和效益的机会”。他进一步分析说：“要保证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就必须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因此，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要求经济的自由竞争、各尽所能；另一方面，它又要求这种自由竞争必须是公平合理的。没有公平，竞争既不能合理持久，也不可能是具有高效生产性的竞争”，“市场首先通过普遍均衡或平均化的市场价格体系与利润分配机制来确保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事事平等。任何非经济的政治力量（权力或权威）、社会文化力量（传统习惯或个人心理偏好）原则上都不能直接限制或改变这种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由于市场行为本身的非人格化特征和普遍客观化力量所致，使得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具有其原始的正义性”。“它不带任何主观倾向或特殊立场，具有一种天然平等的特征”。
这些现代价值直接构成并加强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力量，“市场经济还以其特有的市场化扩张力量，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社会相互交往和沟通的机会、深度和广度”，“这不仅加速了物质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广泛流动，促进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也使人类分享经济成果（商品）、丰富其物质生活的能力大大提高，因之最终为人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幸福生活目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之重要方面”。
不难看出，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活力，之所以能创造出超过以前各种社会形态几千年总量的物质财富，之所以源源不断地发生技术革命和市场创新，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机制具有解放人、保护人、激励人的功能，公平、自由等现代价值既是这些功能的内在文化基础，又是这些功能得以实现的社会制度保证。必须认清的是，市场机制所内生的信息优势、知识优势，也是这些功能的衍生表现。
怎样建立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和伦理含义得到确认以后，就可以推导出市场经济的建立并不仅仅是模型设计或技术推进，而是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脱离不了一定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世界现代文化源于西方，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包括三个层面，经济上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民主制度，还有以人权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范畴。这都是世界文化的伟大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各国具有普遍意义。三者是一个整体。如果没有后两者，市场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这三者都需要具有自由意志、独立人格的人来承担……中国文化怎样才能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这是中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例如，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是个人和企业拥有自由选择和决策权利，这就对社会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忽略或回避民主制度和对人的自由的尊重，市场经济必然是残缺的，变形的。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茅于轼曾这样概括20多年来我国走过的路程：“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是什么？无非是扩大了人民选择的自由。”“我国的经济活力主要来自百姓的活动自由度的增加”。他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反对政府管制的经济学”，“不能把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解为拒绝政府作用的经济学，但它和管制经济学确实有原则上的不同，它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价值原则和组织原则，“为了使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就要求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权利。所以市场是以尊重别人自身利益的权利的原则，来实现每个人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一方面有巨大的活力，另一方面又有良好的秩序，正是因为这种组织原则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实现自身利益的结果。”他表示：自由主义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阐述，但“我则是从经济学的基础出发，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这两种自由主义显然是相通的。例如主张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保护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反对特权，维护市场上的公平竞争。”
但是经济自由的发展在推进过程中并不顺利，这也是我国经济改革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原因之一。正如张维迎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尽管中国过去27年的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高度被管制的经济……过去计划经济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许多措施都在规制的名义下保留了下来。”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仍然是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由于长期采用渐进式改革战略，一些重要的体制变革滞后，积累的问题和弊端如今已形成对未来发展的严重制约。就宏观经济运行而言，通货膨胀等危险日益逼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经济周期和外部冲击，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迟缓，经济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步子不大是主要原因。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强调：“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在现实中，这种改革的时间差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直到现在，政府和市场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得到清晰的界定，有些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能被推向了市场，而市场能够有效解决的资源配置反而被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这可能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制度性原因。例如，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各级政府投资拉动的比例达到20%以上的高位，这需要国家花费大量的资金。再如，我国商品房价格的持续走高，究竟有多少是市场供求的真实反映，有多少是政府参与、官员牟利、特权垄断所推动的？又如，为了使人民币升值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国家采取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政策，然而这样一种汇率机制真的有利于我国的外贸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吗？实际上，人为减缓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国家用颇为可观的货币增发，带来的却是具有套利本性的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与此有关联的还有如何对待世界能源紧张背景下国内成品油价格的波动。
事实证明：要建立起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经济，需要国内各项改革的共同实施。
怎样推进市场经济
30年前，改革开放一经启动，全民响应，势如破竹。但是，随着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改革的动力削弱了，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不愿继续改革，而利益没有得到相应增进，甚至受到损害的群体则对改革产生疑虑，变为观望。可以设想，如果改革不继续深化，积聚的社会问题只能通过传统的民粹主义方法加以解决，历史将出现倒退。与西方国家内生性地进入工业社会不同，我国的制度变迁具有外部强制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相结合，形成了推进市场经济的额外困难。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如何走出目前的怪圈呢？
在我看来，中外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它得以建立和实施的文化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选择了经济体制，要转变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文化反思。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他所说的思想，历史地看，就是文化。
总起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经济观念是崇尚整体主义的。西汉时期的“大同”思想描绘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但如果把它放在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多侧面的相关分析，就可以获得若干耐人寻味的发现。首先，“大同”思想的形成使先秦时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理念发生根本的流变。其次，在一定意义上，“大同”思想是“内圣外王”观念的催生剂。第三，“大同”思想为官府控制市场的体制安排提供了合乎逻辑的选择。最后，“大同”思想影响了西汉以后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
另一方面，个人主义无论在哲学上、法律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缺乏生存、弘扬的土壤。李大钊指出：“原来中国的社会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中，断不许他有表现的机会。”梁漱溟意识到：中国文化最大的缺点是个人不被发现，传统的“人格”，在家族本位的框架里不足以实现个人的价值，因此也不足以造成生机活跃的社会。与此相关联，民主精神是中国根本不具备的，照中国已经走过的路走下去，“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沉痛地写道：“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申展，社会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
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产生于古代农业社会，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需要依靠整体的力量获得生存的机会。整体主义承诺让个体得以生存，但它索取的代价是限制和剥夺个人的自由。由于整体主义对个体活力的遏制，社会经济的微观激励严重不足，生产力无法提高，当人口增加时，既有的物质产品就不能满足需要，所谓个体得以生存的目标最终难免落空。另一方面，整体主义的实施主体总是一小部分有权力的人，在剩余产品非常有限的经济中，有权力的人既占有着那些剩余产品，又不允许别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产品，以改善自身的状况，因此，整体主义的公正性是大可质疑的。为了增强理论力量，整体主义把人们思想道德的高尚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习惯于从个人道德的角度寻找经济制度之所以低效的原因。但是，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以改变人们追求自利的本性为前提，那它即使不是故意的欺骗，至少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
和自由主义一样，个人主义在中国一直名声不佳。针对这种情况，唐庆增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个人主义非恶名也。今人闻及个人主义之名词，殆无不掩耳疾走，甚且斥此主义为罪恶之源泉，为中国贫困之原因。……今人之不满个人主义者殆亦感于名词之不祥耳……亚丹·斯密斯（Adam Smith）于《道德情感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在第二章说明个人主义之真谛，谓个人主义者，注重同情，决不希望他人之失败云云，其意义如此，而国人则不分皂白，举凡政治之出轨，经济之破产，无一不归咎于个人主义，何不思之甚也。”
现代经济学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根据这项原则，所有的社会现象，在不考虑有目的的行动者个人的计划和决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理解的”；个人主义的基本命题是：“第一，人之个体乃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惟一积极主动的参与者；第二，个人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将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除非受到强制；第三，没有人能够像利益者个人那样了解他自身的利益”。
至于个人主义方法在市场经济中的意义，哈耶克曾作过颇有说服力的阐述，他写道：“使竞争成为适当的实现这种调节的唯一方法的，正是在现代条件下劳动分工的这种复杂性，而绝不是竞争只适用于比较简单的条件。如果条件是如此简单，以致一个人或一个机关就足以有效地观察到所有有关事实的话，那么要实行有效的控制或计划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只有在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对此得到一个概括的印象的时候，才使分散的权力成为不可避免……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权衡所有必须顾及的因素，它们关系到如此众多的个人的决定，因而使分权成为必要，很显然，要完成这种调节，不是通过‘有意识的控制’，而只有通过具体安排，向每个企业单位传播它必须获悉的消息，以便使它能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定以适应其他人的决定。并且因为常常影响着各种商品供求条件的变化的细节，绝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对它加以充分的了解，或很快地把它收集起来和传播出去，这时候需要的是记录工具，自动地记录所有的个人活动的相关结果，于是它所表现的征象便同时既是一切个人决定的结果，又是一切个人决定的指南。”
因此，要切实推进市场经济，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个人主义方法的价值，这需要深刻的文化反思。近代以来，每当经济危机严重时，市场化经济思路和个人创新努力会得到张扬，而一旦经济短缺现象消除了，或外部压力加大了，国家统制经济的思潮，整体主义的文化观念就会回潮，究其原因，莫大于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地看待个人价值，只是把个人作为整体的一种工具，缺乏对整体主义文化的科学批判。
无疑，如同娜拉出走一样，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正确的。但中国的未来经济是走向繁荣进步的市场经济，还是返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家”，或者堕落为丑恶无耻的权贵经济，甚至是不可持续的破产经济，这将取决于民族的智慧和勇气。“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可以说：‘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正在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吴敬琏语）
祝福娜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