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恰是我国体制转型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最高潮的年代。“三维制药”作为上海国企改革的排头兵，不仅是业内瞩目的对象，也成为社科学界追踪的目标。
由于我的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任办公室主任曾服务于上海医药报，因他的牵线搭桥，经济所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与上海医药行业的联系比较紧密。擅长企业史研究的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的同仁参与了“中西药厂百年厂史”和“新亚药厂厂史”的编撰。我所在的微观经济研究室（后来改为企业发展研究室），正在选择上海国企改革的案例研究对象。记得是在刚完成从经济史研究室手里接过的百年中西药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小马拉大车”探索经验的研究，经济所又与三维制药签定了建立合作研究基地的协议（也在那个时段，三维另一个社会合作伙伴是中国科学院有机所，双方合作成立了“三维药物研究中心”），我们研究室的相关同志立即投入到对三维改革经验的调查研究工作中。
记得那时一项比较明确的任务是，三维制药被推荐为国家体改委批准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全国百家之一，上海首家），需要设计改制方案。经济所派出由当时的副所长、研究员周振华博士（现为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张道根博士（现为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和我协助企业完成此项工作。其实，当时的“三维制药”在总经理黄彦正的领导下，对国有企业如何从机制转换和制度转型上适应市场竞争已经有过许多比较超前的思路和措施。社科理论界那些年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和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研究也有一些积累。所以，按照自上而下的改革试点要求和企业的实际，双方经过几次讨论，改制方案的文字形成过程印象中是比较顺利的，而更艰巨的则是日后企业一系列的改革实践。
方案设计任务完成以后，黄总向经济所表示，“三维”愿意为企业改革提供研究平台，也希望经济所能选派1-2名研究人员常驻企业，跟踪企业的制度变迁。所领导来征询研究室的意见。我当时义无反顾地表示，愿担此任！其实当时我母亲罹患癌症，孩子幼小，同为社科研究工作者的丈夫还承担着所里的行政工作。但我深知，研究企业必须了解企业，企业向我们敞开大门，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条件，这对社科研究工作者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虽然不是从校门到校门的学生，在读大学前也上山下乡过，但对企业的机构设置、生产流程、决策过程和执行链条是陌生的。国家体制转型期，也是微观制度的再造期，置身于这个变化过程，观察思考，十分必要！我克服了小家的困难，每周六长途跋涉到远在桃浦永登路的三维“上班”。黄总给了我“总经理助理”的名分，把我介绍给厂部党政班子和中层管理人员。允许我参加厂务会、党委会、班子民主评议会、合作项目研究会、年终工作总结会等所有决策管理的重要会议。我可以去任何一个职能部门，与领导和办事人员探讨我感兴趣的话题，请教学习。没有会议时，我可以查阅公司所有的文件档案和台帐资料。我在三维总经办有自己的办公桌，也穿上三维的绿色工作服，参加职工大会甚至工会举办的歌咏比赛。那两年，每当周末我就是一个“三维人”！
“三维”是较早从“国家队”中奋起改革的弄潮儿。三维的前身“第二制药厂”是个有着35年历史的国有制药企业，“三维”是这个群体中较早地意识到要走出传统体制，唯有提升自主设计、自主经营、自主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的素质和能力的企业，也是在战略定位和制度再造中有许多创新的企业。我在“三维”学习的日子，观察到了一个无权被动的传统“车间”通过“自我设计”，成为一个“类市场主体”企业的最初的“脱胎”过程。
“三维”是上海本土企业中较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也正因为这一发展定位，使其在与国外著名制药企业的交往中，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较早地触摸到市场经济的规律、跨国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也较早地感受到企业自身存在的差距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从而比较主动地、自觉地在企业转变观念、转换机制上下功夫，成为赢得改革发展先机效应的企业。
上海在全国是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城市。当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还在观望、等待、不知所措之时，“三维”已将它的主打产品VC原料药的2/3销往国际市场，并以创汇居全国同行第二、上海同行首位的实力，率先实现由“借船出海”到“自营出口（权）”，并成为第一批向海外派驻贸易联络点的中国制造企业之一。
“三维”是国有企业中较早实施产品开发战略的。它确立了产品结构调整的“市场筛选”原则，强调不仅要注重产品的性能质量，还要注重产品的结构质量，压缩淘汰缺乏市场远景的品种，选择有出口前途的新品种提早开发。在这个过程中，还积极尝试与瑞士、美国、日本等一些国际著名制药企业合作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替代进口和填补空白的产品，使传统产品结构得到了升级换代。
“三维”也是较早实行企业扩展战略的。随着企业由生产型向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转轨，通过联营、兼并由单体企业扩展为群体企业，并进一步通过分厂化、划小核算单位，向决策层和运作层分离的企业集团发展；并认识到企业规模扩展与行动协调的黏合剂是企业文化的构建。三维制药公司党委将企业文化作为科学的治厂之道予以高度重视，他们将在企业内部培植服务于企业发展目标的共同行为和价值准则、激发党员和职工的创新精神，视作企业改革阶段凝聚团队、提升竞争力所依托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的载体，使企业充满朝气和活力。
参与高起点的国际市场竞争，更是推动着“三维”大幅度地调整内部机制：以营销为导组织生产，以科技为本推进开发，以资金为脉渗透管理，以人才为源强化激励。在90年代前期，能够理解并接受“营销、研发、核算、激励”这些现代经营元素的背后，是“三维”经营者超前的改革思维：“销售是一种价值增值行为”、“企业要走开放型搞科研的路，主动整合社会资源、甚至要利用国际资源，支撑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和重大工艺的改进”、“培训车间核算员，推行企业内部独立核算，加速资金周转、均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尝试厂内劳务市场，变传统行政分配为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竞聘上岗，科技人员收入尝试与新产品投产赢利挂钩”。时隔10多年，当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时，再回想“三维”当年的这些改革实践，真的是十分佩服企业的高瞻远瞩。
改革越是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的“系统工程”特征就越是明显。由于三维主要经营者的岗位调动、随后发生的国际市场VC价格及营销格局的变化、上海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总体布局、以及上海医药行业的产权重组，还有那些太多太多的我不是十分清楚的原因，导致从90年代末起，三维似乎雄风不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与三维同行的那些岁月，使我对“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的记忆犹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难忘那支浸透着三维“拼搏、进取、超越、奋进”精神和永远不知疲倦的经营团队和它的指挥，难忘这支队伍中一些熟悉的名字：黄彦正、竺一凡、胡宗琳、梅丽君、吴逢祥、汪建国、王新光、卞鸿义、徐耀生、鮑安东、戴家华、沈培泉、金壬章、凌自勇、周建华、孙秋华、、、、、、、他们是向我打开认识企业、乃至认识中国传统的和迈向现代的企业制度大门的值得尊敬的老师！
我离开大学校门踏进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适逢我国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之际。当我期待能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进程中去之时，我有幸与“三维”结缘，得以亲身体验我国那些从传统“车间”走向现代“企业”的“三维们”执着探索、艰难前行的历程。这些年从事对企业的研究，使我对企业的市场主体性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对企业改革的艰巨性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当国有企业还未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时，这个市场已经全球化了。也许中国的国有企业要成长为驰骋竞争沙场的主体还有漫长的路程，摆在“三维们”面前有待破解的难题会随着生存环境的骤变接踵而至。但我相信，富有学习力和实践精神的以“三维”为代表的中国转型企业一定会不畏艰险，从失败和教训中变得更有智慧，将战略构想和脚踏实地的执行力有机结合，朝向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行！
今天欣闻三维制药即将迎来五十华诞，我以感恩的心情写下以上文字，我感谢“三维”曾经给过我这样一个机会，这是对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充分信任、是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三维”让我看到了一个企业对社会责任担当的最质朴又最深刻的理解。
和“三维”同行的这段日子，既是我个人一段特殊的学习经历，也是“三维”历史上一段难忘岁月的印痕。我会持续关注“三维”的成长，祝福“三维药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