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会议明确了今后3年的阶段性工作目标：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可及性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为此，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在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国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之际，出台这一重要决策具有特殊的意义。
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是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
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是由外部性、周期性和体制性等多种因素引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实现了巨大的增长，但如何把投资拉动型和出口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增长，一直是一个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出现动荡，西方各国消费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势必受到影响，并且连带波及企业经营和工人就业。要走出这一困境，一方面必须加快产业的结构调整，升级产品档次，继续增强“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则要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方式，提高内需的拉动比重。就眼下的特殊局面而言，怎样把原先由海外市场消费掉的那部分产出转变为国内的有效需求，实际上已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09年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但扩大内需是有必要条件的，即不仅要有充分的供给，而且要使消费者乐于掏钱购买。和西方各国不同，中国百姓具有储蓄偏好（其他东方民族也有这种情况），而这种储蓄偏好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的历史传统有关。农业经济既是一种低效经济，又是缺乏社会联系的分散经济，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就是人们抵御经济不确定性的有限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人口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但由于传统体制效率不高，政府能用于公共产品的财力有限，导致政府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领域历史欠债很多，特别是提供给广大农民的公共产品非常短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他们的风险意识。取消了“大锅饭”、“铁饭碗”，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制度安排向何处去？必然成为普通百姓的“后顾之忧”，这就使相当一部分收入不能转化为消费。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10月我国的居民储蓄金额为20万亿，近10年来的储蓄率则稳定在25%（有的研究者认为高达40%），深层原因即在于此。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拥有多种刺激消费的政策工具，如降低利息、增加工资、商品减价、发放免费消费券等，但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最为有效的做法是切实消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即着力搞好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产品的供给。
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有赖于深化改革
不断提高和完善公共产品的供给，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为此，政府必须增加投入。同时应该认识到，和增加投入同样重要的，是进一步实施公共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所以，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未来3年要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深化公共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为了确保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在全球范围内，公共经济领域存在着一个通病，那就是效率低下。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投入到公共产品生产和运作的是国有资产。由于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国有企业所存在的激励不足、监管缺位、浪费严重、成本虚高、质量不佳等弊端，在公共经济领域同样难以避免。不难设想，如果原有的体制机制不加以改变，政府投入的公共产品成本就会无限制地膨胀，相对于老百姓所获得的实际效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将会“沉没”。在一个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中，这样的公共经济累赘是难以为继的。
其二，是为了消除腐败，彰显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看病难”，“看病贵”，医生收红包，医患关系紧张，固然有医疗卫生领域从业人员素质的原因，但体制弊端干系更大。例如，一种药，出厂价是5元，到了医院就变成了40元，医院再加价15元开给病家。生产者没钱赚，消费者做冤大头，流通环节里面的利益网络盘根错节，黑幕重重。再如，由于分配制度的设计缺陷，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在医疗费用节节攀升的背后，大量的社会资源为药物、器材“黑洞”所吞噬。显然，不打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割除那些攫取公众财富的毒瘤，不理顺劳动和分配的关系，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再多，也只会加剧中饱，助长腐败，扩大贫富悬殊，激化社会矛盾，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
在一定程度上，危机也是机遇。把握当前的机遇，就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理智判断，清醒决策，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主要通过完善机制，加强监管的办法加以解决，政府则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通过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向全社会提供可持续的公共产品。可以预言，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内需一旦拉动，在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合下，我国经济有望在新的起点上较快达到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