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世界各国的救市与保经济增长的力度是空前的。为确保我国今后两年经济增长率在8％以上，国务院决定在2010年之前投资4万亿元，在2008年第四季度先增加中央投资1000亿元，2009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到了关键性时刻，加大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它既有可能延缓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也可能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
一、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趋同现象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传统制度改革的能量释放与开放的外需拉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地方经济建设的重心从中央政府下移到地方政府，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之下，在明确了国有经济从竞争性与排他性领域退出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不能直接经营国有企业，开始寻求外来资金、管理与技术的帮助发展地方经济，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地方政府最理想的经济发展动力，所以也就成为地方政府理想的招商对象。
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新的国际生产劳动分工条件下全球生产价值链低端环节向我国的延伸，主要在于利用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相对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以及在生产中对环境污染成本的忽视。它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与消费能力不足的状况下，东部地区产品大量出口国外，形成两头在外的生产格局。在行政分割体制之下，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竞相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压低土地价格，减少税收，形成产业同构化、多头对外的整体态势。
这种同构化的工业化模式在经济增长外部条件改善的状况下会不断得到加强。例如，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一方面人民币以固定汇率跟随着美元的持续贬值被长时间低估，另一方面受美国经济保持长时间增长的带动，我国出口出现大幅度跳跃式增长。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应地，制造业在我国许多地区与城市无论是增加值与就业比重都较高并持续较长时间。以长江三角洲首位城市上海市的发展为例，经过持续的产业结构调整，上海工业比重在长三角25个城市中是最低的。但从上海近18年发展过程来看，工业比重仍无明显下降的趋势，工业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线性趋势仍处于平行状态，工业在上海经济结构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全世界的城市中是罕见的。全球城市服务业增加值与就业比重都占有绝对优势。
二、危机既是挑战也是契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美国市场萎缩的状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需要促进内需增长，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在某种程度上，危机既是挑战也是契机。挑战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恶化，外需变得疲软。这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东部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打击是空前的，它使大量加工出口型企业倒闭，从而也使大量就业机会丧失。在一定程度上，中央政府四万亿投资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应配套投资可以起到缓解经济增长趋缓的紧张状况。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增加社会就业机会，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在一定水平，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的局面出现。
然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企图以投资代替出口的做法在一定程度可能会延缓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使得我国产业同构化的局面继续保持下去。全球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是经济周期规律的作用，也在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积蓄力量。为此，各国经济需要适应市场变化进行结构调整与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优化的一次契机，也是不依政府意志转移的经济规律客观性的作用。它会强迫淘汰掉一些落后的生产力，并在以后提高生产附加值与技术含量。从严格意义来讲，我国许多企业并不能称为企业。企业是内部组织安排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契约，企业使社会交易成本总量下降、生产附加值与社会财富增加。我国许多企业仅仅是依附于长长的国际生产链条的附属物而已，在价值创造微笑曲线中处于最低位置，许多企业拿到的利润在产品利润整体只占有较小的比重。
在中央政府保证经济增长的政策背景下，如果没有很好的导向，地方政府可能会重新回归到以固定资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去。先前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国家与地方政策可能被弃之不用，重新回归到以要素大量投入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去，这会使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趋同。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能被迫推迟一段时间，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可能加大。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它会遗留下通货膨胀的后患。所以，政府的投资一定不能是以前简单的对固定资产的重复性投资，而应该选择一些既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帮助、并且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领域进行投资。哪怕形式上依然是投资拉动，但投向上一定要强调领域的选择与纠错，否则投资规模越大，埋下的隐患越深。
三、关键在于合理的制度与政策导向
制度问题是我国产业结构趋同的内在根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的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的权限和职能范围得到扩大，同时地方利益也得到强化，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级政府凭借行政权力决定企业的投资方向、投资重点，决定产业配置格局，一些投资少、见效快、价高利厚的投资项目成为各地方政府首先追逐的目标，从而加剧我国产业同构化程度。
这次我国政府大量投资能否真正起到保证经济增长的作用，实现破解产业同构化难题，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的目标并且促进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政府的投资能否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领域。投资要以促进城市居民与农民消费为目标，避免产业重复投资与地区之间恶性竞争。政府需要更新观念，投资于民生领域，投资于提高教育、社会保障、社会公共服务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的领域，进而提高需求，通过需求拉动供给增加，间接带动经济增长，避免大量投资直接作用于供给面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起到防止经济增长滑坡，又起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的作用。中央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很好地反映了这些要求，在执行投入前要很好地领会。
政府投资背后是政策制定，是制度约束条件下的利益的博弈。因此，不仅需要改革政府投资的制度，保证中央政府与地方投资能够遵照国务院的十大导向进行投资，而且需要改革目前我国的财政管理制度以及相关的制度，构建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简而言之，在我国，经济问题同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仅需要出手如四万亿这样的大手笔投资保证经济增长，而且需要下大决心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才能将资金导入经济与社会真正需要的领域，才能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才能确保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