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率先使用萧条（depression）一词的是英国首相布朗。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公开场合称发达经济体已经陷入“萧条”。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这次经济危机从其根源和本质特征上看，具有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特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就是严重的生产过剩和信用危机。谢华育现在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几年前曾送我一本他翻译的《美国大萧条》（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萧条》）。当时主要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读了。近来思考还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又拿出来重新翻检。情境不同，心态不同，萧条岁月读《萧条》，感悟也就更为深切。
《萧条》的作者默里·罗斯巴德（1926-1995）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此书于20世纪60年代初版后多次再版，到2000年出了五版。运用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罗斯巴德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得出的研究结论与众不同：大萧条不是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过度积极的国家造成的失败。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怎样形成的？奥地利学派认为根源在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推动、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以及对萧条其自发调整过程的干预。奥地利学派区分了特定的商业波动和普遍的商业周期。前者是指某一种商品或某一种市场的变动，这种变动无法根除，也不需要人为地加以 “稳定”，例如，草莓价格会因为收获量变化而发生波动，但人们不需要为了维持价格稳定而刻意保持草莓的产量。正如罗斯巴德所说：“期待每种商业活动都趋于‘稳定’，就好象变动从没有发生过，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实际上，使波动变得‘稳定’或者说‘消除’波动，这都是根除理性的生产活动。”但后者不同，商业周期的问题是关于普遍性的繁荣与萧条的问题。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市场竞争的成败取决于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测，“较好的企业家，他们在判断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需求的时候，往往比较准确，并能因此获得利润；而那些能力较差的则会蒙受损失”，“通常，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些商人遭受损失，大多数人要么不赔不赚，要么获得利润”。然而商业周期理论所要解释的情况却不同：一个国家中所有精明的商人为什么会突然间全部遭受损失？他们怎么会在同一个时间犯下同样的错误？
奥地利学派确信，在一个纯粹自由而没有干预的市场中，是不会出现一连串的错误的，因为训练有素的企业家不可能同时作出错误的判断。罗斯巴德写道：“要考虑具有普遍性的商业变动，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变动都是通过普遍的交易媒介——货币进行传播的。货币把所有的经济活动串联在一起。如果一种价格升高，而另一种价格走低，我们可以认为需求从一个行业转向了另一个行业；但是，如果所有的价格都同时升高或者同时走低，那么货币领域准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普遍性的商业周期呢？是政府实行的货币性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其传导机理如下：“商人受到银行信贷膨胀的误导，对高级的资本商品进行过度投资，而这类商品的生产要得以顺利维持，就必须伴随着较低的时间偏好以及大量的储蓄与投资；一旦通货膨胀渗透到大多数人民生活中，旧有的消费-投资比例就会被重新确立起来，同时对较高层生产领域的商业投资就显得多余而浪费。商人由于受到信贷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市场利率变化的影响，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也就是说，在出现萧条之前的经济繁荣中，已经充斥着浪费和错误的投资。
这样，萧条就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在罗斯巴德看来，“衰退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的自行调整，它清算了繁荣期造成的经济扭曲。”自由市场以最大的功效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包括公众在现在消费和将来消费之间进行选择后的消费要求，“通货膨胀下的繁荣降低了这种功效，并扭曲了生产结构，它不能再为消费者提供合理的服务。危机意味着通货膨胀造成的扭曲濒临结束，在萧条中，经济重新为消费者确立起了有效的服务体系”，因此，“萧条是一个‘恢复’的过程，……萧条远不是充满邪恶的灾难，在繁荣带来扭曲之后，萧条使经济恢复正常，这是必要而有益的。所以，繁荣需要‘衰退’”。
作为一部研究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专著的作者，罗斯巴德十分遗憾地指出，当萧条来临的时候，政府所采取的“反萧条”措施恰恰拖延了恢复的进程，加重了萧条。这些措施包括：1、阻止和拖延清偿行为；2、进一步通货膨胀；3、保持较高的工资率；4、阻止物价下跌；5、刺激消费并劝阻储蓄；6、救助失业。在这之前，美国已经出现过4次经济萧条（分别发生在1899-1900、1907-1908、1910-1912、1918-1921年），其中1907-1908年和1918-1921年的两次衰退很严重，但周期也只在2、3年左右。而1929年开始的那场萧条却持续了11年。个中原因，足以令人沉思。
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相比，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法具有独特性。罗斯巴德断言：统计学只能记录过去的事实；它不能描述可能发生而未被认识清楚的事件；理论只能在先验的理论基础上被证实或证伪。经验事实可以在基本定理的层面上进入到理论中，它与今天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历史统计学的“事实”是无关的。他雄辩地宣称：“从本质上说，如果理论很简单，或者它只将现象归结为一种原因，科学是不会因此而认为这种理论存在错误的；相反，如果其他情况相同，科学更喜欢简单而不是复杂的理论。科学总是在寻找涵盖一切的‘惟一原因’，以此解释复杂的现象，当惟一的原因被找到，科学将给人们带来快乐。如果理论是错误的，必须对错误本身进行批驳；不能因为这一理论只提供了惟一的原因，也不能因为这一理论提供的这一原因外在于自由市场，就对其进行批判！”诚哉斯言。
当萧条来临的时候，大多数人首先想到是如何避开萧条，不能避开则力图减轻萧条造成的损害，然后想方设法尽快走出萧条，重振繁荣。这当然没错。问题在于，如果只是恢复萧条以前的“不健康的繁荣”，繁荣和萧条更替的商业周期仍将延续。所以，像奥地利经济学派那样的少数人的思考和告诫无疑是必要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行动应对当下，思想穿越时空。与汗牛充栋的技术性经济学著作相比，《萧条》是一本凝聚智慧的书，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好的思想值得分享。这次国际金融海啸与80年以前的那次大萧条虽然有诸多不同，但在形成机理、消解对策和防范思路等方面显然存在内在的共同性。今天在萧条岁月中迷茫的人们，于努力摆脱萧条、寻找突围之际，不妨读一读这本惊世骇俗、苦口良药的书。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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