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人类经济史上两大壮观趋势：一是全球化，二是有30个国家经济转型。当中国巧夺1/15的成功概率以后，人们发现，中国是顺应全球化大势而为的最大赢家。于是，如果中国不赞同和赞美全球化，都显得有些不识好歹。再于是，太多的中国人把对斯密适度的敬意过度地延伸到了半生不熟的全球化概念上，以至于任何质疑都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
先确定两个前提：⑴如果人类在追求绝对价值的努力中，失去应有的分寸和谨慎，那么人类能展望到的未来世界将寸草不生，遑论对风险的警觉；⑵民主的简易标准是多数人意见算数的程度，自由的简易标准是少数人意见被尊重的程度。上述两条应该不成问题，而有问题的全球化问题是：为什么一批真正高尚的西方精英对全球化持反对意见，使“煽动”几万人的示威大示其威？
全球化不是圣母玛丽亚。全球化内含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两部分。它构成了一个选择：你是只要一半还是整体？当然，目前中国只接受了有问题的前一半。
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重心在供给一方，人们关注资源的比较优势和关税，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过街老鼠。然而稍加留神，人们就会联想起一百多年前被喝彩的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它的需求”。
众所周知，1929～1933年的那场危机证明了，只顾供给方的市场信念靠不住。因此，有了强调需求和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神庙”使财政赤字像人需要呼吸空气一样必然。半世纪后，里根和撒切尔主政时再次重视供给方，使钟摆转向另一侧，导致经济繁荣与贫富差距再次结伴而行。可见市场的钟摆不会自发地与地面垂直。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市场再次稳居上帝的位置，这是一件好事。但人类需要跟上帝谈一谈，要求“全能的”上帝平等地对待处于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人。
像铁一样强硬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加剧了贫富差距。因为，既然市场需求特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那些没有工作和工资的人群，已经或正在贫穷到连上帝看了都会流眼泪的程度，好像命运专门跟缺钱的人作对。
不幸的是，在非洲和中国西部地区，贫穷家庭的数量之多和权利之少，都能证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这个“上帝”还不够公平。这种发展趋势验证了一个在英国工业革命后诞生的谚语：“当茅屋漏雨时，宫殿一定不安全”。索马里海盗之所以威胁世界贸易航路，原因之一正是，他们必须在被饿死和犯罪作孽之间进行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是人类的一个新朋友，人类还不完全了解它的脾气和秉性，而对它的赞誉已经超过了它应得的份额。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优势发表了最热情的称赞，但马克思更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的命运。这是一种崇高而平衡地观察世界潮流的方式。
一般说，讲公平的时候市场就会失灵，讲效率的时候政府就失灵。虽然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和供给方面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但现在是关注所有人平等的工作机会和经济、社会权利的时候了。人类正义和良知所要求的正常标准，不会少于这一点。但一定多于这一点。
最后是金融危机问题。在技术上，此次金融危机只是市场机制在虚拟经济那一部分犯了“奖励说谎者”的错误。从长远看，它使人们再次拓展了对市场制度行善边界的认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以为市场只会行善，这是道德情操问题而不是国民财富性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