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齐非齐”出自于《尚书•吕刑》。原文是“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维齐非齐”。意思是说，刑罚有等差，治理才能有效。引申开去，可以这样理解：要实现或维持“齐”（一致、划一、公平）的状态，最好的途径是承认或允许“非齐”的存在；也可以反过来看：如果只维持（追求）形式上的“齐”，其结果必然导致实质性的“非齐”。
后来荀子用它来证明按照等级进行有差别的分配的必要性。他说：“分均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王制篇》）这里所谓的“非齐”，就是“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篇》）这些差异既包括身份血统、年龄辈分等社会标识，也内含个人禀赋和勤奋程度等主观因素。
中国古代收入分配具有浓厚的身份等级色彩，而且流动性不强。这种凭借政治权势占据社会财富的制度弊端是激起农民起义军高举“均贫富”旗帜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人们也意识到，经济上的差别有的是由个人的素质和努力程度导致的，对此，不能简单地予以抹平。
如北宋李觏强调：“田皆可耕，桑皆可蚕，材皆可饬，货皆可通，彼独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李觏集•富国策第二》）司马光写道：“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知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垫，而不知自悔也。”（《司马光奏议•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不赞成人为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别。这一方面是由于富人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所谓“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 《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一四）；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确实是有差别的，人们经济状况的不同大多缘于智愚、巧拙、勤惰之别，取消差别，则无异于“芟夷天下之智力均于柔愚”（ 《读通鉴论》卷五《（汉）哀帝》二）。而且在王夫之看来，强制性地将富人财产给予穷人是无济于事的，例如限田，“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宋论》卷十二《光宗》二）
近代的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时指出：“顾平等必有所以为平等者，非可强而平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使是三者平，则郅治之民主至矣。不然，使未至而强平之，是不肖者不服乎贤，愚者不令于智，而弱者不役于强也。夫有道之君主，其富者非徙富者，以勤业而富，以知趋时而富，以节欲而富；其贵者非徙贵也，以有德而贵，以有功劳而贵，以多才能而贵。乃强为平者曰：是皆不道，吾必铲之以与吾平。夫如是，则无富贵矣，而并亡其所以为富贵者矣。夫国无富贵者可也，无所以为富贵者不可也。无所以为富贵之民，而立于五洲异种之中，则安能不为其至贫，又安得不为其至贱者乎！”（《法意》）这番见解沟通了中西，沟通了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