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所里开春节联欢会，我唱了一段《智斗》，中午喝了三两剑南春，应该很开心的，但心里总感到有点事，难以释怀。8日，开艳、晓庄、家定代表所里来走访，我把心里想的和她（他）们谈了。现在写出来，与所里同仁交流。
丁文辉研究员是建所初期经济所的团支部委员，80年代担任经济思想研究室主任。他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与厉以宁同学，也是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的挚友。这次联欢会上，他一碰到我就问，现在研究室里有几人？都在搞什么研究？他说，思想史室是老院长黄逸峰亲自提议创办的，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为特色，出版了《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政策思想史》等专著。他问我这几年写了什么东西，嘱咐我千万不要丢了本行，千万不要让经济所的思想史研究衰落下去，说现在真正搞经济思想史的人不多了，特别是为学术界知道的人不多了。
正说着，老所长袁恩桢把我叫到雍文远教授身边，说雍老要跟我说话。雍老说，读了为纪念建国六十周年而撰写出版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学》一书，感到其中论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部分资料丰富，你写成这样，很不容易。他认为，经济所的优势是理论研究，当年推进改革和将来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如果都搞政策咨询，那和部门经济研究所有什么区别？这使我想起最近在朱绍文教授文章中读到的一段话：“没有古典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的进展，更不可能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提出有科学根据的可行方案。”（朱绍文：《亚当••斯密的时代与课题——访英札记》，《读书》2010年第2期）
6日，丁文辉又给我打电话，再次叮嘱我要加紧培养人才，坚守本职，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搞好。对前辈的期待，我自然不敢懈怠，唯有好自为之，兢兢业业。但要说充满信心，那是假话。
报载，温家宝总理在1月26日召开的听取科教文卫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意见的座谈会上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想，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哈佛、耶鲁、斯坦福、早稻田等大学都有自己的校训，校训显示出这些世界知名大学的独特灵魂，这些大学在实践中秉承着校训传达的精神，让其经过一代又一代师生的传递，深入内心，深入骨髓。反观中国的一些大学，也有校训，但实际追求的则是另外的东西，总理尖锐地指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报刊文摘》2010年2月8日第3版）
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制存在重大弊端（“要命的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以此为戒，反而仿效唯恐不及，这是令人担忧的。这是我听了经济所前辈学者的嘱托以后心情沉重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