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会见第三届上海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时表示：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上海率先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国家战略和上海未来发展，放心干，放胆干，推动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对提振企业家信心，加快上海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家和上海的昨天
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之一是企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首先要有充满活力、具有强劲竞争力的企业，而这种企业的出现和成长，离不开敢于冒险、善于创新的企业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企业，但缺乏企业家。在20世纪上半期，上海被认为是“冒险家的乐园”。长期以来，这称呼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然而，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上，“冒险家”实际上是“企业家”的同名词。1806年，法国人萨伊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其中第一次使用了“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一术语。由于含义还不清晰，有人就将它翻译为“冒险家” （adventurist）。这意味着，“冒险家的乐园”也就是“企业家的乐园”。上海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以前就成为全国乃至东亚工商业中心，企业家的作用功不可没。
上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发祥地。1866年，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企业——上海发昌机器厂在虹口诞生。辛亥革命后，上海的民族企业发展势头强劲。1912年至1930年，全国新设厂商共1975家，其中上海一地就占了837家，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民族资本企业，涉及产业有纺织、面粉、机器、化工、水泥、轻工、银行、房产、保险、航运、码头、百货商店等。何以至此？开办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照南说：“上海一埠，于全国商务为总汇，于货物流行为先驱，凡一新出品，勿论外货或国货，未由沪市不销而能通销于各地者。”荣家企业的创始人之一荣宗敬“着[看]重上海，办厂喜欢集中于上海，认为上海是交通、金融中心，经济调度便利，电力没有问题”。
历史形成的开放度造就了上海相对优越的投资环境，大批富有活力的民族企业生存其间，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企业家文化。1914 年，中华书局经营者陆费逵出版了《实业家之修养》，此书于问世后多次重版，到 1929 年已出了 8 版。穆藕初是20年代上海的“棉纱大王”，他留学美国期间曾经求教于美国管理学权威泰罗。1913年，泰罗出版了著名的《科学管理理论》一书。穆藕初为了尽快地向国人介绍和传播这一先进管理理论，在繁忙的企业经营之余，与董东苏合译了这部书，以《工厂适用的学理管理法》为名，由中华书局于 1916 年出版，远远快于欧洲对此书的引进。到了 1928 年前后，随着民族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此书开始走红，中华书局在短期内就卖出了三、四千部，科学管理理论成为社会各界谈论关注的热点。1930年，商务印书馆经营者王云五出访欧洲九国，参观企业四五十家，会见企业家和专家五六十人，购买企业管理书籍一二千种。回国后写成《科学管理法的原则》，并在商务印书馆实施了大胆改革。30年代中期，为了促进民族工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场关于商业道德的宣传和讨论在上海学界和实业界展开……
这是一种有利于企业家创业的文化氛围和城市精神。
上海的未来更需要企业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导致了上海在强政府之下国有企业一家独大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重新营造有利于各种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直是人们不懈探索、努力破解的难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有机结合，把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结合起来，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促使上海从新的高度思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改善企业家经营环境的战略意义。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其原因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为维持经济增长而实行的放松金融管制政策，这种政策扭曲了市场供求的准确信息，使原先个别企业的决策错误而导致的局部生产过剩演变为整体性的生产过剩。应对金融危机，需求管理是必要的，但长期而言，理顺供给结构更为重要。什么时候重视健康的生产供给，什么时候尊重市场规律，什么时候社会经济就有实质性的发展，这是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所证实。那么，调整生产供给的任务主要应由谁来承担呢？在萨伊看来，企业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企业家不必很有钱，因为他可以靠借来的钱经营，但必须有“判断力、坚毅、节俭和专业知识”，“他需要相当准确地估量某一商品的重要性及其需求的可能数量与生产方法。在一个时间，他必须雇用很多工人；在另一个时间，他必须购买或定购原材料，集中工人，寻找顾客并随时严密注意组织和节约。”最关键的是，他必须愿意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并总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在成功时，“这一类生产者将积累最大数量的财富。”由于企业家“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更高，收益更多的领域”，他是寻找超过平均机会，承担风险的利润最大化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把企业家的创新行为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对于上海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是把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运行逐步地改为由市场性生产来拉动。在本质上，市场性生产是在竞争中发展的。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向企业提供这种或那种扶持和优惠，而是营造和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关调研显示，上海的企业家对名目繁多的优惠措施反而有一种“政策疲劳”，他们希望政府在公共服务、办事效率、法制环境等方面有所作为，有时候中小企业并不需要特殊的照顾，只求在市场准入、金融借贷、税收减免、用人用工、社会地位等方面做到一视同仁，公平公正，没有玻璃天花板或区别对待就可以。用孔子的话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让企业家放心干，放胆干，关键就在这里。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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