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供给学派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不很高，这是事实。近年来，国内有学者说它“毫无学术价值”，“浅薄得不值一提”，是“经济思想的大杂烩”。贬低供给学派的理由，无非是它像样的论文少，那个“拉弗曲线”是在餐桌上随意画出来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没有它的踪影。然而，我在研究中发现，供给学派既不“寒酸”，也非“浅薄”，这一派学者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该派学者提出的“菲尔德斯坦曲线”对宏观经济的总体解释有独到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增加激励和减少税收等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供给学派出版的若干专著蕴涵着丰富的思想价值。看不到这些，批评者就可能失之轻率。
说到供给学派，最不该忽略的是吉尔德，他写的《财富和贫穷》一书，系统阐述了供给学派对若干重要经济学问题的看法。关于生产（供给）在经济中的首要地位，吉尔德写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真正的财富应来自生产和供应的力量，而非来自通过贸易盈余所取得的金条。” “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给予其源泉是经济的供给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简单的认识却是所有成功的经济政策的核心。……甚至卡尔•马克思也很懂得，不要过于强调对消费方式（或甚至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关键和基石。”他强调：“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是一条古典经济学原理，称为萨伊定律。它已被人们用许多有趣的专门术语加以表述或予以驳斥。但是它的基本点还是那个‘波特拉奇’原则。资本主义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需求包含在供给之中。”“生产者作为整体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对他们产品的需求。这种看法在很多方面显然简单化了些，但是它具有许多重要的从未受到过凯恩斯或任何其他人反驳的经济学真理和含义。这些真理是当代供应学派的理论基础。”
关于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吉尔德指出：“在货币经济中，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礼物，就叫做投资。……给予的真谛不在于缺少对回报的任何期望，而在于无法事先知道回报的是什么。资本家进行投资象送礼一样，对于回报事先也是一无所知的。”“这些礼物或投资都带有实验性质，因为对于给予者将要得到的回报是不知道的，而且无论是赚钱还是亏本，全部由他承担。由于极大多数的投资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作出决策时，便充满了疑虑和希望，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充满信心。鉴于这些冒险事业本身就是一种实验，所以即使失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成功；即使是浪费，也常常是值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这些失败经验将积累成为新的知识，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本，为这些企业家和全社会共同所占有。”“这些新知识比起那些在学校里讲授的、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有限实验中得到的，以及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中取得的知识，更为深刻。因为企业家进行的实验也是一种冒险事业。投资者把他未来的生计孤注一掷押在它的上面。他是怀着高度的自觉和热情以及机警和勤勉投入这一事业的，这些因素大大有助于增进他的学习经验。这种实验会达到它的最大的可能性，它遇到的危机和意外收获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一个国家的生产者永远也不能信赖对其产品的事先臆断的需求。需求来自产品本身的质量，但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上，对质量的要求是不断变化的。塑造未来的人必须永远生活在怀疑气氛之中，这样才能在信任气氛中繁荣昌盛。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就取决于对于这种未来的信念在它诞生的土地上是否仍能兴旺发达。” “一个不是由合理计算而是由冒险和自由所统治的社会，一个不是计划好的、而是向未来开放的社会，将能唤起无穷无尽的发明、事业心和技术。”
关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吉尔德分析说：“社会主义经济从需求或需求的理性概念出发对计划供应加以规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在需求得到确定及具体化之前，是不会有供应的。理性原则占了统治地位并排斥了令人畏惧的不确定性和相应的信任感，而这些对于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革新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社会主义是由国民经济的全体成员出资购买以避免风险的一份保险单。但其结果却使他们无从了解任何社会中无不普遍存在的真正的风险和机会。他们不是从礼物和实验的多样性中受益，却宁可让整个经济去承担在动态的世界中保持静止的更大风险。”“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为实现全国目标所必须掌握的大多数情况；而资本主义则根据一种信念，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具有深不可测的复杂性、盲目性和危险性；如果我们没有主动精神、同情感、探索精神以及爱人之心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是不可能战胜所有这些困难的。一种制度坚决认为，我们能够可靠地预测和得到我们所要求的结果。另一种制度则断言，我们必须早在能够得知宇宙将有何种报偿之前，就应该给予。一种是凭借经验估算人力资源，另一种则以乐观和信任为本。这些，就是当代世界上相互对抗并决定我们命运的两种基本见解。”
供给学派对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干预也持批评态度。吉尔德认为：“福利国家试图否定、抑制和设法避免我们生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顺从于不可避免的未知性——不但违背了资本主义的精神，也违背了人的本性。……政府致力于抑制不确定性，会发现它自己总是不得不对人类冒险的愿望进行引导或压制。结果常常是使正面的、创造性的后果导向反面的或破坏性的后果。”菲尔德斯坦写道：“政府作用的扩大，无疑是战后美国经济结构最重要的变化。这种结构的重大变化，造成经济绩效严重下降。”“政府政策之所以造成经济上不利的后果，主要是好心政策的一种非有意的、未料到的副产品。采取这种政策时，除政策的直接目的外，并未顾及其它方面，也不了解政策的长远不利影响会达到什么程度。” “好心的政府政策为什么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就是：政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本能地缺乏高瞻远瞩，比居民户和企业家更加目光短浅。……私营企业的决策人是根据过去的长期效果通过资本资产而得到报偿或受到处罚的，而政治程序正是缺少这种资本资产的对等物。而且因为政治程序对选出的官员的行动所产生的长远后果，并不给予报偿或处罚，所以，对这些官员来说，很少或者没有什么诱因，促使他们去研究这类长远的效果”，“所以，好心的政策往往造成出人意料的反面效果，而以短期代价取得长远利益的政策却不被采纳，都是不足为奇的。”“政府采取的政策，还助长个人在私人经营决策中出现急功近利的偏向。纳税政策、信用市场的规章和社会保险项目，只能刺激眼前的消费，但却减少了私人为将来所作的准备……当然，政府政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公众出于其它原因而产生的与日俱增的急切心情。对各种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政府不可能一一加以鉴别。但是，对于鼓励和激起目光短浅行为这一点，政府显然负有实质性的责任。”
一部在西方多次重版的经济学说史著作写道：“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一个关于宏观经济的新观点。这些以供给学派著称的学者一直关注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劳动生产力和产出增长率的滞后。这引起了一种对于储蓄、投资和获取资本的动机因素的普遍再考察。最重要的是，影响技术和劳动市场的因素被置于供给方的视野中。例如，70年代的通货膨胀便被归罪于劳动生产力增长的减弱。”“供给方面的经济学和现代理性预期理论（抛开技术性工具以后的思想观念）的基础曾是亚当•斯密和很多其他重要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惯用工具！在他们的一国财富概念背后起基础作用的力量是劳动生产力和资本形成因素。他们又将这种观点与尽可能小的政府‘政策制定’这样一种信仰相结合。这些原理与现代供给学派、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主义者深奥的理论概念是非常接近的。如此，当代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理论看起来是要回复到任何经济无始无终都在关注的问题。不过，它的内容远比以前更为丰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插曲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理性预期主义者令新古典思想的重放光芒，使得我们现在对于总体经济的运行有了更充分的理解。”（[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这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古今中外，大凡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或学派，其学术思想或理论必然具有两个层次的价值：其一，对它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作出了特殊的理论研究；其二，如果这种特殊的理论研究是有科学解释力的，那么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种经济思想或理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它必然在更深层次上违反了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思想史，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科学地汲取人类经济思想的丰富遗产，也促使我们以开放兼容和谦虚敬畏的心态思考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供给学派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在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等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说明这些经济理论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各种问题犬牙交错、深层次改革亟待推进的复杂形势下，重视和运用供给学派的市场经济思想资源远比简单地借鉴其减税政策等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