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在两个地方用“具有安全感”这个说法来赞誉学者的品行。
一处是讲学者的为人。何炳棣1943年秋参考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1944年春夏中榜。“1945年春，某日午前11点左右，我自地坛历史系办公室准备去联大新校舍里行政研究室……，不期看见钱端升先生迎面走来，向我招手叫我同到他那小间办公室谈话。他讲的话大意如下：你们这一辈学问基础在国内就已打得比我们（在国内时）结实，而且你们出国的时候就比我们那时要成熟得多。所以你们出国深造前途不可限量。要紧的是，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你看蒋廷黻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我希望你能专心致志地搞学问，将来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我们这一辈的。”“……最难得的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高、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但对后辈黾勉有加，而且敢于追认自己一辈早期学习的不够成熟，而且坦诚宽厚地预测后辈必有青出于蓝者。事后我越回味钱先生的话，越感到他治学为人之可敬：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于讲出自己之不足，才有胸襟容纳、欣赏成就业已或行将超过自己的人。”（页173）
另一处是讲学者的为学。何炳棣对当代新儒家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最能说明当代新儒家治学态度和出发点的是由唐君毅执笔，事先征得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同意的1958年元旦日“中国文化与世界”这篇宣言（重印于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北：学生书局，1975，特别是页895）。他们一致坚持：（1）评价儒家思想是否具有现代意义的先决条件，是严格区分‘政治化’和‘净化’的儒家思想。（2）学术研探应该忽视，甚至完全抛弃‘政治化’的儒家。（3）向全世界提出研讨时，必须以同情的态度首先承认儒家‘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正面价值的方向’。从一般学术立场论，当代新儒家所坚持的先决条件不但有欠公允，而且在古今中外学术和哲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任何卓然成‘家’的学说都应该经得起严肃的批判，而仍能成功地维护其基本立说的优点；任何学说都不应提出只许他人论其‘净化’后的优点的特权。抑有进者，从真正‘史德’的观点，我们必须检讨两千余年来儒家学说对传统专制帝制政治实践上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特别不可不注意的正是为专制帝王所利用，而为了自身阶级利益亦甘心为专制帝王所利用的‘政治化’了的儒家。”（页436-436）与此相关联，“历史学家无法也决不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哲学家超常的傲慢与自负，如张载所表达而竟为后世所备极推崇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一生尊敬的冯友兰先师仍是以张载的抱负作为他自己的抱负。）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超级哲学家及社会实践者如朱熹，始能私下坦诚招出：‘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全书》、《四部备要》本，卷36，页21上，‘答陈同甫’）这正是朱熹对圣贤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间存在相当严重差距的敏锐而又深刻的体会。”（页455-456）
在这里，安全感是一种心态，一种自信，一种境界。具有安全感的学者，历来是不多的，现在更为稀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