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协发来手机短信，通知周六晚在文化俱乐部放映电影，欢迎委员观看。早年的记忆，再次被悄然唤醒。几年来，每次到泰兴路政协文化俱乐部参加活动，总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的启蒙，我的文化养成，是和这个叫做丽都花园的地方维系着的。
我童年时不住在泰兴路，住在相距不远的康定路。泰兴路上有我外公外婆的家，就在丽都花园的旁边。那是上海比较高档的弄堂房子，二楼的厨房间装有浴缸和抽水马桶。上世纪60年代初，这样的石库门房子，一个门牌里往往住着好几家人。外公住的是沿泰兴路街面的一排，过街楼隔壁，三层阁，虽然面积达
那时的丽都花园，大门也开在泰兴路上，里面有西式小洋楼，还有花草假山，长椅小径。当年，这里是一个开放的绿地，没有门卫，附近的居民可以随意进出，三三两两，谈天嬉戏，常常带我去那里玩的是我家漂亮的小阿姨。自从挂上了“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的大字招牌后，丽都花园的大门就经常关闭着，只有小汽车开来，人们才能透过门缝一睹园内的精致。读了相关文史资料后得知，丽都花园有大门把守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可以到这里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改善一下物质生活。随后，这里一直门可罗雀，高深莫测，有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神秘感。只有靠近北京路口的一爿烟纸店，因为有传呼电话和日用杂货，还吸引着寻常百姓驻足往返。
丽都花园似乎总有文化气息蔓延开来。外公告诉我，这里是有文化的地方，这一带也住着不少文化人。文革前，杨飞飞就住在新闸路靠近泰兴路的地方，我们走街串巷的时候，总会抬头看看从她家石库门里探头怒放的桃花，那里现在已是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所在地。丽都花园对面的福田村，许思言曾居住过，他是京剧《海瑞上疏》的编剧，文革后出任市政协领导职务。在丽都花园的西南，是有名的美琪大戏院，沪剧《江姐》上演的当口，我没钱购票进场观看，只能好几次徘徊在戏院的大厅内，仰慕筱爱琴、解洪元等名家的剧照，并从那时起迷上了申曲。而外公更喜欢京剧。解放前，外公收入不高，花一、二块银元看一场京戏却不心疼。鲁迅在《社戏》中说，他在儿时一看到旦角开腔，就跑开，外公也不喜欢花旦戏，他最欣赏盖叫天的武功戏，也喝彩李少春的老生戏，像《野猪林》。他买过一套60本（后实际增加到64本）的《三国演义》连环画，规定每次只能借三本给我，看完再换，看小人书的过程也是外公向我传授京剧知识的过程。文革期间，样板戏拍成彩色电影，外公到南京路上的新华电影院看了《沙家浜》，对我说，谭元寿的郭建光演得真好，不愧是谭老板（指谭鑫培）的后人！这是他难得的对那个特殊年代文艺作品的称赞。
丽都花园一带有不少电影院，那里萌发过我少年时代的感动和憧憬。记得《雷锋》是在新华电影院看的，王大力在探亲归队的火车上看到战友雷锋殉职的报纸消息时的面部特写，今天还像木刻版画一样嵌入在我的脑海里。70年代初，在西海电影院看朝鲜影片《卖花姑娘》，走出剧场恍如隔世，回外公家吃饭竟然险些迷路。南京路陕西路口的平安电影院当时还没有冷气（即现在的空调），我们夏天去看《王孝和》，每个座位上放有一把蒲扇，人人被英雄气概震撼着，汗流浃背都浑然不知。我们那时也追星，打听到赵丹在《烈火中永生》出演许云峰，排着长队求购一票，以致美琪大戏院只能把售票地点从内厅转移到奉贤路边的临时窗口，我等粉丝烈日下被晒得够呛。文化熏陶绝不仅仅是接受，它还有一个培育怀疑意识的功能。红海洋时期，银幕上，伟大领袖神采奕奕地接见红卫兵，革命小将如醉如痴，我的眼前则常常浮现1964年在江宁电影院看到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彩色纪录片中的镜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被人搀扶着，步履缓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79年初夏，上海京剧院复排麒派名作《四进士》，在美琪上演，我那时正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一年级，兴冲冲买了两张星期日晚上的票，请外公去看。年逾八旬的外公说，身体吃不消了，你自己去看吧，很好看的。说这话时，外公坐在丽都花园的围墙外乘凉，神态安详，周围是黄昏的暗色。宋士杰的舞台形象仍然精彩，却抹不掉我内心的落寞。外公去世以后，丽都花园的文化气息于我渐行渐远，验证了我那晚的预感。好在文化是一种传承，是一种期待，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感应。1971年，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市属工矿当工人，全民所有制，机电一局，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唯独外公没有作声，他平静地对我说，你不适合做工人，你是可以搞文的人。外公的这句话我时时记着，那神情，比电影更深切，更生动。现在我感悟到，我此后的人生，我的价值选择，其实都是在践行一个心中的约定。
（作者：钟祥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联系地址：上海市四平路1950弄28号501室，邮编：200433，电话：021-65653565，E-mail：zxc@s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