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教授吴缚龙在上海社科院经济所作了题为《“世界工厂”模式下的中国城市发展：路径与挑战》的学术报告，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经济所所长左学金主持了会议，全所科研人员参加了学术报告会。
吳教授从“资本积累体制”、“政府和市场管理模式”和“城市功能”、“城市的企业型”等特殊的视角，将一些熟悉的元素组合在一起，观察“世界工厂模式”对中国城市化的促进和挑战，探讨后危机时代这种城市发展模式的可持续问题。
吴教授认为，“世界工厂模式”通过特殊的治理实现生产要素的集合，打开了积累的空间，形成新一轮的全球城市分工。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环境和气候等问题，国家内部人口红利的流失和人口流动中农民工的问题，以及社会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危机挑战影响深远，主要在于它瓦解了积累体制的结构完整性，西方发达经济的“去工业化”与“底层群体”的矛盾考验着在社会整合中政府角色的定位。
在讨论中，就“世界工厂”在欧洲工业革命早期与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何区别？世界工厂模式下的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以及世界加工厂模式能持续多久等问题，吴教授的回答是：中国的“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企业建立”是在新一轮全球化下出现的，这种“世界工厂模式”有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国家对生产要素的控制力与伴随欧洲工业革命英国和美国担当世界工厂的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研究世界工厂要研究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中国幅员广大，发展模式在东西部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工业化不是推进城市化的唯一途径，制约城市化的重要因素是积累模式。但如果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会带来新的城市化的变量。城市是集中消费的场所。但把城市化和消费型产业作为发展的推力，这种模式也在经受考验。中国的发展在“世界工厂”消失以后会采用什么模式？涉及的面很广，但切入点只有一个，就是积累模式。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精彩，给人启发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