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释：本报告的内容，是将“共生法则”引入当代显学——经济学范畴的一种尝试。其思想背景，除了生态学的观点，还受到中国共产党17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鼓舞。中国人没有终极关怀的宗教情怀，但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当中国共产党把“生态文明”看作是同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这一文明形态历时性更新的又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时，它承载的却是宗教、哲学、广义进化论的三重宏大历史叙事功能——在人类发展史上，把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写进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肯定是第一次。
生态社会，就是从生态学观点去理解自然及人类社会属性。
“生态”（Ecology）一词的原初含义，是指生物物种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与非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政府、经济与政治的错位或封闭引发的危机，使整个人类社会都处于威胁之中时，人类是否正在接近物种灭绝、现行文明形态及其生活方式，是否可持续，就必将会作为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于是，人们就开始思考，将生态一词从一个纯粹的技术性描述转变为伦理观点，扩展到社会和社会观念乃至文明形态的生态属性，从生态学的观点去认识作为人类生活和历史背景的自然。
全生态社会，就是全息生态社会（Holo Ecology），并由此去理解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的伦理关系和价值取向。比如，依据生物学家对于“共生起源”的发现（“达尔文主义死了”），将共生关系、共生法则引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领域。比如，依据地球上所有生物圈构成的“生态系统”的常规属性，或使常规属性发生变化，或以实际行动引入负熵，抵抗系统走向封闭。效法地球母亲的开放“禁忌”，对抗热力学第二定律，使生命吸取太阳的能量使所有生物圈永葆青春。
引 言
1990年代，我做《国学大师丛书》时常去清华、北大，有时也去拜访何兆武先生。
他随即微笑着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英国谚语：叫live and let live，大概就是你说的共生价值观的意思。翻译成中文，‘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这个谚语，强调的就是共生的法则，鼓励生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他接着说，“亚当·斯密说了，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大。’你看，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学家最吃香，而这句话，就是经济学得以成立和我们的经济学家有没有金饭碗的一个基本假设。但是，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忽略了亚当的伦理学家背景，就不能完整理解他的意思——人是为自己活，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呵呵，这还不够，还要你不去要求，特别是不苛求他人为自己而活，就是你得承认他人也必须为自己活，所以还要善待他人，甚至善待一切他者（the other）。”
“这就叫live and let live。
简述共生法则
我顺着他的话琢磨：为自己活，善待他者，共生法则。我想，如果这就是伦理学家出身的亚当·斯密所说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理性经济人作为个人，总有其局限性，总有兼顾不到的地方，于是，就需要组织起来生成“组织经济人”，乃至“组织政治人”和“组织文化人”。
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从小到大，首先是通过学习力、思想力、行动力、文化力展开一系列的自组织活动，完成身心灵健康且健全的人格成长，这个过程是任何人也代劳不了的，必须自己去完成；同时，人又不断地与他人组织在一起，形成家庭、族群、群体、团体、集体、社会、政府乃至国家和一切生命共同体、合作共生体。
共生法则有其生物进化的普遍依据，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早就观察到不同于达尔文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生物间利益互利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同样引起进化的事实。今天，翻开高中生物学课本，我们知道最初的细胞是异养的生物，然后才出现光合作用的自养的生物，当自养生物大量出现，地球上积累了足够的氧气后,真核细胞才可能出现。经过千百万年的共生进化，地球生态的自然循环开始了。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L.马古利斯基于大量古微生物学、地质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的资料，分析了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之间的不连续性和“互利性”，提出了单细胞真核生物的共生起源说。主张真核细胞的各部分分别起源于几种共生的原核生物，即由“几个原核生物造成一个真核生物”。真核生物中的内质网、中心粒、细胞核的壳层结构及染色体数量的变化等亚细胞结构的形成，都是通过共生进化的途径变化而来。
Symbiosis（共生）一词，所指即是不同种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普遍存在的生态现象。生物体和生态组织的周期性或永久性的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就是通过不同生命体之间的自然联系导致新细胞、器官或生物体的产生过程。L.马古利斯基宣称：“达尔文主义死了”。因为单是DNA中的随机变化，并不能让物种形成。共生起源（由于共生体互动而产生新的行为、细胞组织、器官、器官系统、生理现象或者是物种）是真核生物（动物、植物以及真菌）演化奇迹的主要来源。
于是，不同物种的两种以上的生物共生体间，也同时通过生命行为、新陈代谢或基因传递深化了这种自然（nature）生态组织联系。这就是说，共生不是一种外在于生物、生命、宇宙、人、事、物的关系。“内共生”（不同物种共生的内在联系）是进化创新和生命自组织力生成的根本能量源。
因此，共生法则彰显的是：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信息（一切能够改变人、事、物价值率的内外因素）和生命自组织及其生态组织的相互生成与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共生关系。
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宿命
当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被概括为一句通俗语，叫“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那些以“价格”和“利润”的名义，凭借组织行为谋取财富的“理性经济人”即“企业家”或“资本家”，却无时无刻不在“享受免费的午餐”。
比如他们享受着在社会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人力生产单位”即家庭，提供的免费的午餐——人力资源（能量）及生育红利；
比如他们享受着在自然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国土生产单位”即祖宗和军队，提供的免费的午餐——地上地下资源（能量）及国土红利；
比如他们享受着在国家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公共产品生产单位”即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午餐——政策法律资源（能量）及规划红利；
比如他们享受着在人类精神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思想知识生产单位”即头脑，提供的免费午餐——信息资源（能量）及知识红利，等等。
是的，他们获得这些资源或能量的同时，确实通过一定“定价机制”付出了一些代价，包括工资、转让金、税收、专利购买等交换，但这些与其所得是不成比例的。因为除了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定价机制”，从来不可能做到真正合理而公正，况且许多资源是无法纳入“定价机制”之中。
所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既要懂得“没有免费的午餐”，又要千方百计享用“免费的午餐”，以谋取“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博弈性思维方式。
特别是，当某些经济主体凭借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立法权力，甚至司法权力获得对“他者”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三大优势禀赋，亦即资本（包括跨国资本）与政府的直接结合谋取利益最大化，乃至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博弈，就必然与民争利，提高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不仅造成国家资源（环境、国土、人力）毁灭性的使用与浪费，也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扼杀了社会的整体创造力、生产力。
面对这情非常态，有人不无愤慨地说，“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转嫁成本的案例。没有免费午餐的说法纯粹胡说八道。政府抢劫老百姓就没有成本。”所以，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政府经济”，都不可能跳出“博弈性思维方式”的宿命。
这种西方传入的博弈性思维方式，在当代中国成为显学之后，很自然地与中国固有且特别发达的谋略性思维方式（如兵家、法家、儒家之术）勾兑在一起，结果就是我们从所谓“中国模式”造成的“中国问题”和袁剑《奇迹的黄昏》中所看到的以及我们从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感受到的情形——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遭遇双重不可持续，甚至“双重断裂”的危险。
所以，脱离组织伦理和价值观的单一经济学思维方式硬道理，不能解决社会生活甚至经济生活自身的问题。这就回到我们开头讨论的时代课题上：
“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
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
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全民化）背景下，将共生价值观及其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成为势所必然。
只有共生法则才能把生命、生态、人类社会的目的性及其内在价值进行良性组织。从生物间利益互利关系形成的生态组织，到人类社会共生体，亦是共生法则进化生成导致的质的跃迁。可惜，（崇尚博弈性思维方式的）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财富形成的原因，而问题在于洞悉人类组织行为何以必要，且成为可能！
无论是后来片面发挥了的“自利经济人”经济学思维方式，还是马克思正确预设的“有生命的个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他们都未能洞悉到从生物生态伦理到社会经济伦理，是怎样演化生成人类组织形态乃至文明形态的因果关系。他们都忽略了经济生活中生产和交换的价值通约机制，或价值兼容机制（普世价值），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群体之间的循环合作或可持续合作。
显然，只有建构可持续的合作机制，才能创造并形成系统的、更高层次的组织机体，亦即利益共同体与社会共生体。所以，恰恰是马克思在追寻“剩余价值”时（基于劳动价值论建构数学模型用剥笋法）扔掉的东西——建立在可持续的合作机制上的生产及随之而来的产品（服务）交换，才是一切生态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及其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及其文明形态的基本历史前提。
中国的荀子早就观察到，作为个人“人能群”的禀性。这种先天赋有的合群、合作（分工）的能力和趋向，是社会群体生命共同体、合作共生体组织，之所以能建构生成的基本前提。尤其是现代理性人、经济人已经认识到“利己并非必须损人，损人也未必能利己”的情况下，尽管人的认识和行为在发生学意义上互为因果，因而在现实运行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依然可以通过群体合作的组织行为，达到总体兼容与通约。
所以，组织性的“强互惠”（reciprocity）以及“利他与利己的通约与兼容”，很可能是人类独有的属性（attribute）和行为模式。于是，“组织经济人”，乃至“组织政治人”和“组织文化人”，通过自组织力形成的组织行为及组织形态，是人的天然禀性及维持人类自身生存繁衍的需要，是人在谋求个人利益受阻、受制时，为了更好的获得个人利益而形成的团体、集体、集团、契约联盟。而且，不管是追逐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共同利益最大化）组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有生命的个人”生存与发展，亦即“个人利益”，同时也就“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
重建人类经济学基础
基于此，我建议人类有必要重新建构自己的经济学基础，以适应今天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全民化）的现实以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我的主张是：既然金融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那么，这其中应当正视并着手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溯人类经济行为的统计学评价历史，重建适应当下及今后经济社会生态运行价值评估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亦即“全涵盖力的经济指标”。通过改变和重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建构一种新的“全生态社会经济体系”。这种“全涵盖力的经济指标”，是“全生态社会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一，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全生态经济体系由六大部分构成，包括：1、人类全生态经济学图景（版图）；2、全生态的文化观念与体制；3、全生态的经济政策、规章和措施；4、共生关系的经济、社会、国际结构；5、全涵盖力的经济指标（如GDE价值评估体系）；6、建立在“共生主义”伦理哲学基点上的经济理论。
人类的一切生命自组织活动，由组织行为、规则制度、道德文化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
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个人、公民、国民生产、生活、生态的生命自组织活动。
人类经济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由个体性行为、家庭性行为、政府性行为、市场性行为、集团性行为、领袖性行为、社会性行为构成，而个体行为、家庭行为、政府行为、市场行为、集团行为、领袖行为、社会行为，一旦作为“经济人”行为，都可以看作是理性的有规则的制度化的社会公共行为。
经济行为的能量及转换：地上-地下-头脑-身心灵相互作用-生命自组织力。
经济行为的动力及杠杆：劳动（创造、创意、投资）交易化、效率最大化、分配公平化；竞争、创新、合作。
经济行为的目标及规则：财富（收益、利润、资本）最大化、权力均衡化、知识技能普及化（通过家庭和学校）；制度、控制、信息。
天下政治时代的经济行为以官民关系为纽带。——遇到工业化、城市化、殖民化的冲击后解体。
地缘政治时代的经济行为以权力关系为纽带。——遇到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而危机环生。
生态政治时代的经济行为以共生关系为纽带。——建立全生态社会经济体系全新参量势在必行。
地缘政治时代经济体崛起=社会化大生产航空母舰编队+家庭小生产汪洋大海
原发国民经济体或原发社会经济体=个体经济学-市场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家庭经济学-集团经济学-领袖经济学-社会经济学
新兴国民经济体或新兴社会经济体=社会化大生产（领袖经济学-集团经济学-市场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家庭小生产（个体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乡镇社区经济学）
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学图景七大光谱：个体经济学、家庭经济学、集团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市场经济学、领袖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将重新整合人类经济学图景七大光谱（图略）。
人类经济七色光谱功能浅晰
在现代工业文明后发国家（即新兴国民经济体或新兴社会经济体）经济学七色光谱功能：
首先，最为根本的经济学光谱，依然是“家庭经济学”和“个体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将在下文进行专门分析。个体经济学，不只是研究人类个体行为的经济学价值，而且涉及“吃的是草，挤出的奶”这样的创造、创新、创意活动的个体消费与个体劳动之间不成比例的社会贡献率、文明贡献率，从而导出尊重人权、事权、物权和“以人为本”的经济学（相对于人类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解释。
其次，最耀眼的经济学光谱，则是“领袖经济学”。“领袖经济学”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集中学习实践示范型，一是经济危机应对处理型。
比如彼得大帝经济学——最大成果是圣彼得堡为中心造船、手工业、军工业的发展；
林肯经济学——最大成果实施“宅地法”带动的“牧歌式西进运动”；
俾斯麦-希特勒经济学——德意志军事工业；
明治天皇-伊滕博文经济学——军事工业；
慈禧-袁世凯经济学——“天津工业经济区”；
列宁-斯大林经济学——“战时共产”、军工体、重工业、集体农庄；
罗斯福经济学——“新经济政策”；
毛泽东经济学——“合作社”、“统购统销”、“国防科工”、“大跃进”；
里根经济学——政府高利率举债扶持“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军工企业）成长；
胡耀邦-邓小平-江泽民经济学——结束“人民公社”还原家庭经济单位、突出效率的“深圳特区”、突出城市化的“浦东新区”或“上海模式”、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
查韦斯经济学——“化石能源”推动分配公平等等。
领袖经济学的共同特点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榜样刺激型经济”，其优势是可以在短时期内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其短板是“一刀切”和引发“趋之若鹜”，掩盖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存在实际上的不公平不正义，以及抹杀“个体创新”和“组织均衡”，从而抑制公民自组织力与社会自组织力。
“领袖经济”加上下面说的“集团经济”有着共同的短板，而“短板漏水”的结果，可能引发社会性混乱和滞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激增。比如中国过去至当下的三大政治矛盾。一是“垄断经营与和谐社会的矛盾”（既得利益群体、垄断行业对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实事上有根本的抵触，这是因为有关政策损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往往都是打着国有招牌的“官营”主干产业集团），二是“分权与集权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经济分权让利的30年，家庭、个体、部门集团和地方政府都因此获得很大的经济权力，从而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中国政府为了保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却必须集权。经济发展要分权，政策制定和实施要集权），三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矛盾（含城乡矛盾）”，就是这种不确定、不稳定和混乱的表征。
“三大矛盾”的存在，都是“领袖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为的产物，同时，又有赖于“领袖经济学”和“集团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解决。否则，整个经济体将面临三种可能的前途：一是社会革命（应当努力避免），二是长期滞胀（应当极力避免），三是社会改良（应当积极促成。我相信在中国，社会学，当然，我指的是生态社会学，即将取代经济学的显学地位）。
顺便说一句，这正是我指正“世界不再需要领袖，但中国需要最后一位领袖”，因而需要“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包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导航”、“国家形象高于一切”、“呼唤‘社会元勋’——走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亦即‘共生主义’之路”（含中国政体改良中道路线图）的原因。
再次，最突出的经济学光谱，要数“集团经济学”。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集团经济行为”（特别跨国集团、军工集团、金融集团、跨国传媒），无论“官营”还是“民营”，都既是“市场优势”也是“政府优势”最集中的体现，中外概莫例外，不必多说。其“短板”就是造成“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信息垄断”，以及“精英操纵”，最终扼杀人类经济行为的两大基本动力杠杆：竞争与创新。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其思想资源来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亦当属于集团经济学范畴。在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在中国和世界经济可能陷入长期滞胀的威胁时，中国应当率先创立一部《反操纵法》，并通过G20峰会或联合国机制，首倡制定一部性《世界反操纵法》。
最后，最为常态的经济学光谱，自然是“市场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无数现有宏观、微观经济学著作说的都是这两大光谱中发生的事情。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战略”（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属于政府经济学范畴，因为在中国社会和国民资源禀赋极其微弱，只有政府才拥有他说的“资源禀赋”。而且，近百年中，人类都在面对“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的钟摆式世纪宿命”。
七大经济学光谱交相辉映，事实上从来不是单一地发挥作用，但同时，也确实从来没有完全均衡地边界分明发挥作用。期间还有很多“中间地带”（这是微观经济学的天地）。
结 语
中国和世界，无论是解释过去（如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经济奇迹”），还是应对当下问题（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尤其是中国自身的特殊问题），还是预见未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前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接下来，应当着重研究发展的，都将是“家庭经济学”和“领袖经济学”，尤其是“家庭经济学”，以及可望创新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生态社会经济学”，或全生态社会经济制度（Holo eco-socio-economic systems）。
所以，我在此向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发出一项特别倡议：开创“领袖经济学”、“个体经济学”、“集团经济学”研究，强化深化加快“家庭经济学”研究，以便建立健全“经济学全光谱体系”，从而进入“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时代。
以共生关系为纽带的生态政治时代行将来临，这不仅与人类经济行为的能量及转换升级趋势（地上-地下-头脑-身心灵-生命自组织力）高度一致，同时，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与人类的集体理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也表现出高度一致性。这就是：
从“人与自然区隔”的本质-现象-存在主义哲学，向“人为天地之心”的量子-生命-背景主义哲学过渡；
万物相互关联的“整体论”的科学范式，将取代万物相互割裂的“机械论”的科学范式；
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将转向以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贺洛斯（Holos-civilization）文明；
人类“亲情伦理”、“民族-集团-国家伦理”，将迈向“生态伦理”、“地球伦理”——从最基本要求“你活，也由他者活”，推进到最高要求“促进无分强势-弱势、精英-草根的动态平衡的文化过程”。
所以，建立与之适应的全生态社会经济体系及其全新参量势在必行。
钱宏邮箱：ja2010121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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