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费孝通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预言“乡村工业是可以有前途的”。1958年，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曾高度肯定农村办工业的积极意义，指出：“社会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都包括生产、流通、分配三个行程。在农村中当然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取得工业、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金融信贷等的积极支援和密切合作，离开这些协作而孤立地发展农业是不能想象的。”“现在中央提倡乡乡社社办工业，并在农业合作社内设供销部和信贷部。把这些原来是一个经济整体的机构统一起来。这对农业生产大跃进将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他还特别强调，乡办农业在支援工业发展的同时，还有利于推进乡村城市化。可见我国乡镇企业的成长虽然经历过曲折，却有着自身的逻辑和生命力。
我1971年中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机器厂当运输工人。我们厂制造军工产品，炼钢机器，也生产支援农业的小化肥设备，一方面需要运进大量的原材料，一方面又要源源不断地把制成品送往车站、码头、仓库，运输任务十分繁重。不久，我发现厂里的卡车不仅要奔波于上海的四面八方，而且还要不时地驰骋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周边省份的公路上。那时，师傅们一说“跑长途”，我就知道又要和乡镇企业打交道了。70年代前中期，根本没有现在这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一出上海地界，便是沥青铺就的公路，两旁一律种有高大的杨树，路面并不宽畅，遇到两车交会，常常是擦肩而过，令人紧张。江苏的路面质量还好，其他地方的公路，颠簸是免不了的，车子开过，还会带起一路尘土，勾出一幅奇妙的图画。但那时车辆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多，除了过长江等摆渡需要排队，路上堵车的现象几乎没有。
我去过的乡镇企业照例是在真正的农村，田野的尽头，或山岭的深处，卡车从公路拐弯，在乡间小路上往往还要费好些时间。这时，就有企业的供销人员在路口等着，上车来带路，一边说着“路上辛苦了”、“路不好走”之类的打招呼的话，一边摸出“大前门”、“上海牌”香烟来发。记忆中，到厂的时分总在傍晚，尽管在江南，村子里还是黑灯瞎火的。厂房也就是几间砖房，简陋的机器轰鸣着，运转着，似乎没有停歇的时候。村支书或者厂长们出于礼貌，还要陪我们参观一下昏暗的车间。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里的工人干活很卖力，满头大汗还忘不了在领导面前给客人敬烟。
作为一家全民所有制的机电企业，我们和那些乡镇企业之间发生了什么经济联系，我当时既无权了解，也不感兴趣。只晓得我们的卡车运去了钢筋、机床，回来的时候车上装的是水泥、转头，还有一些加工后的机器零部件，渐渐地，又有一些更有份量的东西运回来，如铸钢件等。“文革”结束以后，国营工厂与乡镇企业的往来明显多起来，不仅有物资交换，还出现了技术人员的流动（所谓“星期天工程师”），双方的地位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1978年我考进大学，原来的厂子渐渐地风光不再，90年代后期终于改制转产，由私人承包买断，而往日并不起眼的乡镇企业则财大气粗，成为民营经济的主力军。想起当年“农村人”围着“工人老大哥”团团转的情景，真有“河东河西”之感。
跑乡镇企业，使我在那个短缺经济年代领略了杭州、宁波、绍兴、曹娥、金华、南京、盐城、靖江、江阴、无锡、苏州、昆山、宜兴、宁国、马鞍山、景德镇等地的风土人情。30年前，这些长江沿岸城市虽然名声显赫，历史悠久，但与今天的规模气派相比，实在显得简陋寒酸。旧城大都有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人头拥挤，建筑陈旧。江阴县城的老饭店，昆山街头的小面摊，顾客嘈杂，烟酒飘香，至今难忘。各地的土产也就那么几样，像苏州豆腐干，无锡肉骨头，纸盒包装，老面孔长久不变。至于南京板鸭，靖江肉脯，景德镇瓷器，杭州织锦缎，可都是贵重物品，只有厂里职工办喜事，过春节，我们才给人代购。记得一年冬天，大家在昆山的食品店看到有皮蛋供应，都买了十几枚，筹划着过年时做冷盆。在苏北的乡镇企业，主人招待我们喝过洋河大曲，简装的，味道香醇，今天它已身价百倍，寻常百姓亲近不得了。现在这些城镇要么跻身长三角城市群，要么名列全国百强县，在如此巨大的变迁中，乡镇企业功不可没。
现在想来，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前之所以能够以一种自发的形态存在于长江三角洲一带，除了区域优势（靠近上海、南京等工业城市）、交通便利、人文传统等因素外，一些来自决策层的信息也起到了保护和推动作用。例如，毛泽东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说：“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