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印发展道路差异性的表现和原因：
·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斯瑞玛蒂·查克拉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沈开艳研究员认为，评价一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主要是看其是否适应本国国情。中印经过长期摸索，都在保持自身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寻求特定历史条件下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和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的机遇，不失时机地发展经济，并都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的成效。
沈开艳认为，中印发展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中国是以高储蓄、高投资（包括大量国际资本流入）、高出口，以强大的制造业推动工业化进程，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兼顾内需和外向的发展模式；印度则是通过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解决投资来源，通过扩大内需和国内投资拉动经济，增加本国国民收入，是以扩大内需和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道路。中印发展道路不同的原因在于：发展的时机不同，中国抓住了制造业全球转移的时机，印度抓住了全球信息化的时机；发展的条件不同，中国基础设施强于印度，印度基础设施落后；发展的基础不同，中国的劳动力整体素质高于印度，印度的高科技人力资源优于中国；发展的环境不同，劳动力转移迫切程度不同；中国政府干预和印度自由放任；印度商业环境不理想影响外资的进入。深入分析，真正决定中印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还在于传统制度能否对现代化及时作出适应性调整，以及能否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两国社会传统中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不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
中印经贸关系：竞争性和互补性并存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权衡研究员认为：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是推动其他层面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印贸易结构由初级产品贸易逐步向制成品贸易拓展，两国在产业结构上竞争力和互补性共存。90年代后中印双边贸易总额快速增长，中印双边贸易在中印各自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将继续持续下去。但从贸易比重现状分析，还有继续深化和改善的空间。从贸易关系特点分析，发展前景广阔，但面临诸多挑战。产业结构差异和比较优势并存，致使双边贸易结构失衡，而双边投资发展缓慢，有赖于投资环境的稳定。
关于保护主义和民生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董志勇提出，自刘国光首次提出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以来，实际国内消费需求的比重呈现降低的趋势，且西部地区消费需求的比重要高于东部地区。而最近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表明，全球各个国家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都有下降的趋势。中印各自经济增长的成就非常显著，但怎样兼顾劳动者报酬、消费、就业等民生问题值得探讨。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陆懋祖认为，对中印经济发展方式背后存在的政治因素分析非常重要。中国第二产业发展迅猛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对FDI的开放和吸收，而印度FDI吸收量很少的原因是政府对本国民族产业的保护，印度对世界各国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市场保护主义”——限制外资进入、保护国营经济。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沈开艳研究员认为，印度实行保护主义、限制FDI进入的重要原因是关注就业甚于关注增长，对国内民族工业的保护措施非常到位。经过多年的发展，印度培育了众多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而中国实力强大的企业都是国资企业，没有培养起自己真正的民族工业。然而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印度发展第三产业虽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但对就业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带动的只是一些精英阶层的就业，而把广大农村和城市普通市民排除在外。这是印度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重要不足。
（周及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