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型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改变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指消费率的持续下降。研究认为，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美国高达85%，日本在70%以上，就连储蓄率非常高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增速尚不及中国的超级大国印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也分别在65%和60%以上。然而中国的消费率却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不足50%，除去政府消费，2009年居民消费倾向不足35%，“轻消费、重投资”的失衡格局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总需求的有效增长。会场上专家们较为一致地认为，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公，但就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和选择政策的切入点则莫衷一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认为，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提升是融入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基础。他的观点是：资本要素在全球化中寻找最优配置结构，带动了包括知识、技术、管理的转移，极大地拓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和市场容量，也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但全球化过程中的收入分配格局导致了全球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非均衡，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危机后。发达与新兴经济体都开始逐步复苏，但仍存在就业增长缓慢、债务危机等诸多问题。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转型显得尤为重要，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深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从而扭转城乡、区域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带来劳动收入和居民要素收入的提高，增加内需；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放松融资管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国内储蓄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功能转化为高效的国内投资，使居民通过对金融产品的投资分享到实体经济发展的红利；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领域的改革，取消户籍制度，大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全面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国要以转型为契机，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中去。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认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要向新的状态过渡。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不是回到过去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恐怖平衡”，而是要逐渐向一个新的平衡状态过渡，同时，也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中国适度增加消费而美国适度减少消费就可以达到新的平衡。加之中国出口的产品并不完全是中国制造，而是全球制造，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产品集成而已。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原有平衡的关系要得到改善是有难度的，也需要研究在变革当中走向再平衡的问题。

·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发展和亚洲研究院教授大桥英夫认为，中国需以推动内需来应对全球经济失衡。他以贸易赤字的研究举例，在1996年中国和邻国零部件的贸易赤字非常多，到了2007年，成品贸易在中国贸易赤字里面要比零部件贸易占的比重更大。所以虽然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贸易逆差，但与邻国和地区的贸易则存在顺差。根据这个事实，中国在未来需要拉动国内的需求比达到全球经济的新平衡。中国现在正在重新平衡自己的经济，也想建立和谐社会，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面临着越来越大地区收入的差异。为了弥补这些差异，中国需要大力投资于农村的基础建设，但是比投资更重要的是促进国内需求和消费的增长。这需要有一定的财政措施。他认为，中国进出帐户盈余要看到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快速增长的事实。从短期看，减少企业部门的储蓄可显著减少中国过多的储蓄和经营账户剩余；从长期看，由于中国正快步进入老龄社会，中国必须提高社会安全网，也会减少过多的储蓄。他建议中国要纠正要素价格、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深化金融改革。

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提升取决于“浅度城市化”的深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学金研究员认为，扩大内需要遏制收入分配不公平性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攀高，其中40%左右是来自城乡差距，因此启动内需的政策选择应优先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中国的城市化推进本来是试图解决二元结构的问题，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他们在统计上已经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但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不能获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待遇，不能成为城市的市民，只有空间流动，却没有社会流动。大量“准城市人口”在为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由于其身份上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异、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只能在一些生产、服务、商业的非正规部门工作，工作条件比较差、收入待遇也不高；在社区治安、居住条件、环保卫生、计划生育、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异日益显现，从而形成了“城市人口”和“准城市人口”的新二元结构的“浅度城市化”，对消费的推动力量极其有限。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浅度城市化”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强调实行公共服务均衡化，以彻底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种种非公平待遇外，如何对失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也是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涉及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土地制度改革。农民贫穷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是农民在劳动力配置和土地的产权方面，没有真正的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让他们享有应有的权力。按照中国的国家土地管理法，对农民的土地补偿，原则上征用的地用于城市建设和非农业发展，但是补偿却是按农业用地给予的，也未必补偿得足。城市化的好处全部被城市拿走，因此首先要落实农民的土地权，包括使用权和交易权。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认为，单靠土地政策不能使农民受益。在中国实行统一的农民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也存在一定的难度，主要是因为农民分布极广，而且土地级差极不平衡。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存在巨大的级差地租收益差异。推行土地制度改革，把土地量化到个人，大部分的农民还是很难得到利益，因为他们资源禀赋所具有的土地要素，收益本身就是很低的，这不是靠一个简单的格式化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

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提升必须依靠新的市场和消费行为

·美国雪城大学陈江教授提出，持续成长的内需市场是包容性增长的支撑，长期发展共同繁荣必须依靠新的市场和消费行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取决于市场能否出清。但市场出清或者供求均衡的概念仅在理论上存在，现实中并没有。消费者由于收入和知识的提高，会产生新的消费行为。同时，生产者需要进行资本投资和R&D投入以创造一些新产品，训练新员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可以产生新技术，由新技术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形成新的市场。新的市场上一定含有消费行为的改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的市场和消费行为是经济增长的驱动源泉，中国经济转型和启动内需的实质是要培育新的市场和消费模式。

·消费促进增长需要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为前提。讨论中有人提出，国内一些论及消费与经济增长内在联系的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颠倒事物逻辑顺序的嫌疑。消费只是GDP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导致GDP增长的一个原因；只有GDP的增长才能促进居民收入的提高，进而增加消费，而不是相反。就好比一个穷人家庭是不可能通过增加消费来致富的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人文解释

·中信银行国际（香港）中国业务首席经济/策划师廖群强调人的经济行为对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意义。他认为，当今国人高度商业化的五大经济行为特征，即强烈的致富愿意、吃苦精神、学习愿望、投资意识和攀比心理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性动力。指出，五大行为特征是传统国民性和中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现代化发展的结果。随着国人五大经济行为的进一步普及，中国经济还将高速增长30年。应该从体制和政策上继续呵护国人的五大经济行为特征，坚持观念现代化的思想解放方向。

（李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