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当前创新的最主要障碍是各种创新资源被垄断。
创新资源包括知识信息、专业话语权、研发资金分配、价值评判等等。就我国的现状而言，这些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垄断。今年上海“两会”期间，政协大会发言中的《学术腐败的原因及其治理》引起热烈反响，因为其中揭露了许多触目惊心、鲜为人知的内幕，发人深思。为什么学术腐败屡禁不止？为什么造假者、抄袭者有恃无恐？利用权力掌控资源、结成联盟、瓜分利益，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当年邹承鲁院士挺身而出揭露丑闻，不仅他本人备受责难，而且他的学生也遭到不公正对待。方舟子学术打假，被造假者雇凶袭击，居然还有人幸灾乐祸。这说明，学术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我国已经到了非严厉整治不可的时候。
眼下，对创新资源的垄断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是行政权力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越来越多科研单位的领导由学者担任，而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课题由行政领导承接，此可谓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独特景观。一个大学校长、研究院长掌控几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课题经费已非罕见。不是说当了领导就不能搞研究，问题在于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要当好行政领导不容易，既要当好行政领导又要当好研究者更不容易。有人做过计算，即使那些领导确有足够的精力、能力和工作效率，但同时承担或主持几个乃至十几个重点课题，不吃不睡也要上百年才能完成，何况有些“长官”学问之外的功夫可能不差，业务水平却往往差点火候。于是，就像建筑市场一样，掌握学术资源的官员拿到课题后层层分包，真正干事的是讲师、助教、研究生，有了成果，大头由“主持者”拿走，卖苦力的只能分一点残羹，难怪研究生们把领导、导师称为“老板”。为人师表者被称为“老板”是可耻的！是教育的悲哀。
二是部门权力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科技部部长万钢不久前指出，在实施科技创新的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要警惕科技管理机构成为新的腐败灾区。政府的科技创新项目是经由各级机构招标、发包、评审、验收的，这几年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明显增加，但一旦对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课题发包方就可能“寻租”。不仅如此，现有的资金投放渠道和课题评审机制既难以促成健康规范的竞争，还在科技创新项目的申报、创新课题经费的使用等诸多环节留有不少制度漏洞，以致“专业”的课题申报机构随之出现，结果有的研发机构尽管拿到项目，但在支付了“打点费用”、“委托申报费用”以后，经费所剩无几，研发工作应付了事。笔者是市纠风办聘请的政风行风监督员，对这方面的潜规则时有耳闻。腐败滋生、效率不高，这样的科技投入能够促进创新吗？
三是专业知识与权力集团、利益集团相结合。这方面的问题最为隐蔽，危害则可能最为严重和长远。曼瑟·奥尔森是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一书中发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战后取得了迅速的经济增长，有的国家却相对衰落了？为什么有些曾经在历史上非常强大的民族衰落了，有些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国家强大了？他的结论是：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是导致一个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特殊利益集团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分利集团会减缓社会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并因此降低经济增长率；分利集团，一旦大到可以成功，就会成为排他性的，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分利集团的增多会增加政府管制的复杂性，甚至会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现代社会中，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活动已有了新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对知识信息的控制。拥有专业知识的人群一旦形成分利联盟，往往使一些公共政策沦为少数人的摇钱树。已经蜕变为分利集团的专业知识人群除了谋取利益，真正源于好奇和智慧的创新能力必然退化。从这个角度看，对创新资源的垄断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一种配置不当，更严重的是将导致国家发展的停滞。 这样的情况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我们困惑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政府投入越来越大，百姓的实际感受却越来越不确定时，难道不应当思考一下这中间有哪些财富黑洞吗？当我们听到某些专业精英仍然在大声疾呼加大资金投入时，不应当警惕北京大学
文章原载2011年2月16日的《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