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恩桢是上海经济学界著述丰硕的老学者、社科院经济所和市经济学会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自1960年从上海社科院毕业留经济所工作，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在50余年的科研生涯中，
在研讨中，大家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创造了让世人“震撼”的辉煌。但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解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
从90年代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至今20年了。与会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对市场经济的探索几经挫折，改革开放后，逐步破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难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令人担忧的问题，诸如经济犯罪问题、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生态恶化问题等，说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还没有结合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开艳在回顾袁恩桢的经济思想时指出，经济学人要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坚持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所有制结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会者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实践证明，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落后农村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坚持对外开放与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多种经济之长，正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远没有到位。市经济学会轮值常务副会长、浦东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万曾炜指出，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公有制经济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有效地发挥主体作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归集体成员所有，农民是有产者。原来城里人是无产者，现在城里人有产了，农村生产力大解放，土地被国家征用，农民没产了，成了无产者，进城做没名份的工人，以低廉的收入创造低成本的产品同外国竞争，这些新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孙仲彝指出，农民进城成了无产者，成了低收入的人群，目前如何加强研究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非常必要。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钟祥财指出，经济学界至今对一些重大问题如房价、收入分配、应对经济危机等，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滞后”的难题需要逐步破解
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袁恩桢曾提出过“两个滞后”的重要观点，认为现有国有企业状况存在改革与发展两个滞后。与会者认为，目前国有企业“两个滞后”的问题仍然存在。左学金指出，一些垄断性央企高收入已经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热点。同为职工，垄断企业职工一年收入可以是普通企业职工几年的收入。国有企业是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否则就会谋取私利，有悖于改革的初衷。顾钰民强调，公有制、特别是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怎样的制度、走什么道路？实践中的许多问题都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相关联。
社会主义经济学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理论体系。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指出，中国的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离不开经济学家的贡献，离不开原来的历史积淀。中国发展的成就，让人们想到：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世界在研究中国，中国问题变成了世界问题。中国学者责无旁贷。如何对中国经济成就做出总结，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世界公认的学术语言，进行长期、深入的科学研究。目前许多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张维为的《中国震撼》开了个头。事实说明，我们既不能虚无自己，也不要虚无西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华东师大陈伯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好四方面问题：科学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左学金在总结时强调，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已经联系在一起了。中国的经济学不仅解决要研究、解释并解决中国发展中的新问题，也要努力研究、解释和解决世界问题。
与会者一致表示，面对世界的震撼，中国经济学人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像袁恩桢那样“严谨、认真、深入”，自觉地承担起经济学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进行长期的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