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开艳研究员的报告《中印经济改革与发展模式比较》就以下问题展开了讨论：一是同样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和“世界办公室”的印度，为何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两种模式孰优孰劣？ 报告指出，80年代后，印度和中国一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然而，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却不同。第一，中国和印度的产业发展次序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印度则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拉动。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印度则以内需消费拉动为主。第三，中国以发展制造业为主，印度以发展服务业（尤其是软件服务业）为主。第四，中国FDI（外国直接投资）远远高于印度，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都高于印度。第五，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更多是自下而上、市场主导型的。那么，中印两个邻国为何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报告分析了以下几个客观原因：一是两国发展的时机不同，中国抓住了制造业全球转移的时机，印度则抓住了全球信息化的时机。二是发展的起点不同，中国基础设施强于印度，印度基础设施则较为落后。三是发展的基础不同，中国的劳动力整体素质高于印度，印度的高科技人力资源优于中国。四是发展条件不同，两国劳动力转移的迫切程度不同。五是发展的方式不同，中国政府有较多干预，印度政府则更倾向自由放任。六是发展的环境不同，印度商业环境不理想，影响了外资的进入。 报告指出，评价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孰优孰劣，主要是看这种模式是否适应本国的国情。中印两国经过长期探索，在保持国家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分别抓住全球化、信息化机遇，找到了一条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了经济增长。报告认为，中印各自都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虽然印度的制造业整体水平不如中国，但长期以来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以及大量高素质从业人员，成功地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能够与欧美顶级跨国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本土企业和知名品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模式主要通过高储蓄、高投资（包括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高出口，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强大的制造业推动工业化进程，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兼顾内需和外向的发展模式。
国锋助理研究员的报告《新时期扶贫政策与扶贫实践（以国际组织扶贫为例）》回顾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扶贫战略、各项相关扶贫政策、以及扶贫成果，并对不同时期的扶贫战略以行了评价。同时，探讨了扶贫战略中存在的问题和扶贫政策的效果，以及由于长期以来农村贫困标准设定问题导致的一系列对贫困人口数量争议。在回顾扶贫政策及扶贫实践的基础上，报告就新时期扶贫战略以行了讨论，指出在贫困标准上，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接轨、正面应对中国农村真实贫困，对未来扶贫战略选择及走向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报告以亚洲开发银行在中国的项目为例，探讨了在支持中国开发式扶贫战略的基础上，国际组织扶贫为中国扶贫实践所做的贡献，指出了国际组织资金对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并在政策上建议减少对贫困地区使用国际组织资金所设置的障碍。
报告会后与会者讨论热烈，雷新军、闫彦明、贺水金、樊卫国等学者就报告内容与报告人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