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财研究员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对经济思想史的谱系与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他指出，经济学方法论是人们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所采用的理论原则和技术路径，并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区别：在逻辑上，有演绎和归纳之分；在范围上，有宏观、微观之分；在角度上，有历史考察、制度分析和数量研究分析；在范式上，有规范和实证之分；在哲理上，有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分。其中，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方法论具有基础性意义。由此可以发现经济思想史上各种观点的内在联系和根本规定，进而勾勒出经济思想史的谱系。这一谱系预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当下任务和未来难题：如何在常态条件下，实现由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思想惯性向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转型？如何在遇到巨大的不确定风险，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的时候，启动由个人主义方法论向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应用，并防止这种应用形成一种后续的路径依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可以按照上述线索加以梳理，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强调整体主义、强调“和”、多样性、流动性与一定比例的匹配，他以秦代以后 “大同”理念、王安石之后国家主导经济改革为例进行了阐述。因此，人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可能是厘清人类思想谱系的线索：分别是整体主义→客观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工具理性、确定性→理想主义、突变、革命→集体行动→国家、政府主体→宏观控制→垄断→需求管理→分配（结果）公平（均等）→行政干预→政绩→信息流失→趋于单一→激励消散→系统危机、经济周期；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价值理性、不确定性→经验主义、渐进、改良→个人行动→企业、消费者主体→微观活动→竞争→供给管理→生产（过程）效率（激励）→市场配置→均衡→知识发现→保持多样→风险分散→自发扩展。这一可能的谱系表明，一是尽管两条谱系并不否定某一时段经济政策相互交叉，但总体上讲，两者很难融合。谱系所呈现的是两条平行线，不会汇合，各自构成循环圆圈，但互有交替、穿插和模糊；二是概念虽由空想社会主义者率先提出，但脉络早已可循，对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均有解释力；三是市场经济（或古典经济学）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产物（赫希曼），理性主义和人性弱点（搭便车、欧克肖特）助力方法论整体主义卷土重来；四是历史地、理性地看待和思考两种方法论的必然产生（奥尔森）、嬗变（控制风险）及相互转换的问题。
左学金所长对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就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贺水金研究员、
权衡副所长的报告主要分为经济发展需要逾越的四个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界定与国际比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与启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等四部分内容。他认为，十八大的召开对未来五到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做出了部署，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中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需要逾越贫困陷阱（纳科斯1953年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1956年“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1957年提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人口陷阱（马尔萨斯均衡）、中等收入陷进和高收入国家福利陷阱（增长与效率的困境）等四个阶段。从现实看，有些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麦迪森在《世界经济二百年》一书中描述了拉美和东亚国家长期低迷增长的状况，亚行报告中进一步计算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时间，发现普遍长达20-30年，甚至长达50年之久。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陷阱的共性特征主要有：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大、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研发、技术进步和创新不明显、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经济对外依赖性比较大、经济体制机制发展存在障碍等。相反，但凡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主要特征有，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研发设计、创新驱动与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注重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资源配置、注重分配公平等。此外，亚洲增长的经验表明，长期增长的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他分析了中国从1992年步入中低等收入国家行列、2009年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进程，并指出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科研研发经费投入相对较低、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要素驱动动力枯竭（特别是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能源和环境资源的约束等。未来需要重点通过五大战略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战略，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与创新驱动；二是市场化改革的新战略，包括微观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政府职能创新改革；三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战略；四是收入分配的新战略（初次分配机制创新、再分配机制创新、城乡一体化、完善分配秩序）；五是对外开放的新战略（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左学金所长对该报告进行了总体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