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蕴懿副研究员的报告主要分为问题的提出、营改增政策试点的经济学逻辑、现代服务业中增值税制度的经济学逻辑、试点企业的红利需求、营改增税制的国际经验等部分内容。她首先阐明了研究视角，即公共经济学及公共政策发展规律的视角，并指出这不同于财税视角的研究，前者更侧重于对宏观区域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影响，关注于税种本身的调整对区域经济的优化问题。她指出，发达国家推出该政策基本上是在上世纪40年代完成的，而我国是在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及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来推动的，中国营改增试点的短期目标是未为了消除当前营业税的结构性缺陷，并对区域发展释放转型红利。她对我国营改增试点的内容（6+1）进行了简要分析，并以结合交通运输业的数据进行了说明；她按照纳税人规模对试点企业进行分类，数据显示目前收益最大的是小规模纳税人。她分析了上海市开展营改增政策试点的产业条件、财税基础等有利条件，并指出在税制改革中存在全额征收、重复征税等缺陷。结合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浦区等重点区域的案例，她把试点政策的预期效果概括为，有助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有助于实现二三产业融合、有利于出口、有助于实现制造业升级并形成产业的双轮驱动等，但同时也存在产业导向作用不强、外资企业收益更大等现实问题。结合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有关经验，她提出了未来我国的相关政策思考。沈开艳副所长对该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引用“拉弗曲线”来分析营改增试点对上海经济的影响的时间因素；权衡副所长针对报告题目提出了修改建议，并就产业融合背景下营改增政策的广泛影响、结构性减税现象等与大家进行了深入交流。沈桂龙副研究员等也就营改增试点中小微企业的实际收益问题与大家展开讨论。
杨宇立研究员的报告主要分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规模比较、两代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从北京共识到北京模式、对中国模式的最新研究进展等部分内容。他结合世界银行关于全球主要经济体2012年GDP规模的数据，指出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达到全球第二位的新阶段后，必然会面临“中国威胁论”的挑战。他比较分析了两代“华盛顿共识”的要点异同，对财政纪律、对公共制支出的优先权重新排序、从无效益津贴转向公共物品、将扩大税收基础和降低税率结合起来的税制等10条基本共识在两代之间延续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合（雷默，2004）关于“北京共识”的观点，分析了基于创新的发展、不是以GDP数量增长而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平等的程度来作为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等问题；他重点对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如《变革中国》（科斯2013）、《邓小平时代》（傅高义，2013）、《亚当•斯密在北京》（阿里吉，2009）、《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勃兰特，2009），《中国梦》（刘福明，2010）、《论中国》（基辛格，2012）、《解读中国》（林毅夫2012）等，就其中的一些重要论点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并阐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现象的历史性、有效性观点。沈开艳副所长对该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就报告中相关数据来源问题、国际清廉组织发布的地区腐败指数排名问题等与杨宇立研究员进行了探讨；左学金所长就报告的主要研究结论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