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给雍老[i]送去院里编撰[ii]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离休干部名录》和几套所里定制,上面印有他亲笔题写的“传承创新,经世济民”大字和印有我们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办公楼旧址照片的五件套茶具。那天,已96岁高龄的雍老精神很好,他饶有兴致地讲起了经济所开展科研工作的一些往事。
当我提出:“50-60年代,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为何能够在全国众多经济学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凸显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问题时,他回忆起了两件往事。
1958年,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建立不久,在孙冶方的建议下,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上海社科院经济所联合筹备举行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主题确定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会前,姚 耐(后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和黄逸峰(后任上海社科院院长)两位所领导决定集中全所的科研力量,深入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再撰写论文。于是,全所兵分三路,深入农村、企业和社会基层开展结合课题的社会调研。一路是由黄逸峰副所长亲自带队,赴苏北农村人民公社,吃住在村里几个月,深入了解商品经济与人民收入、生活的情况;另一路是由雍老带队,前往浙江农村人民公社开展调研;还有一路是由王惟中(经济研究所从事资本论研究和教学的二级教授)带领,去上海市国营工商企业调查,收集有关资料。通过大家目标明确、艰苦扎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深入调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全所共形成了11万字的6份具有较强说服力,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所有制的调查案例报告。在此基础上,由姚耐所长亲自领导,撰写出3万字的有相当分量的论文——“论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在1959年4月举行的全国经济学界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研讨会上,经济研究所推出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孙冶方、薛暮桥、刘国光、于光远等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其他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各方纷纷索要成果资料。这次会议,形成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发挥着调节作用”的理论共识。
1983年4月,时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怀仁研究员赴京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大课题立项会议,随身带了雍老当时正筹划组织编写一本对旧的理论体系有所突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著的初步研究提纲。会议结果,经济所此项研究获得了国家“六五”规划重大课题立项。孙怀仁所长回沪后立即要求由雍老领衔这一项目研究。随即组成由雍老为课题组长,李鸿江、袁恩桢为副组长,经济所十几位骨干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共同参与的团队集体攻关这一重大课题。大家发挥各自研究专长集中精力共同钻研,课题组还特别安排人员赴京,收集当时苏联和东欧改革发展的前沿资料,并作了系统的梳理和理论提升,丰富了课题研究。至1984年底课题交稿时,与当时全国其他有关单位或个人承担的国家项目相比较,此项课题显示了几方面突出之处。经济研究所递交的结项成果,一是能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二是体现了所里众多科研人员在明确规划、统一共识下的集体智慧及力量;三是此研究既坚持了公认的理论框架和系统的学术分析,又结合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该课题成果于1986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雍老对我说,政治经[iii]济学理论研究离不开实践,特别是中国的实践。理论要从深入现实中得到印证和发展。研究要脚踏实地,从表面一般的事物中寻找其中的规律性。还有,就是凝聚科研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很重要。
确实,真正能够指导经济发展实际并有生命力的理论研究来自各方面的实践。今天,经济学研究正当祖国急需之时,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期盼着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有益研究,这需要我们拿出在深入实践基础上符合一定经济规律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老一辈经济学家“传承创新,经世济民”的谆谆教诲和集中智慧,通过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寻求发展规律性的宝贵传统是我们须时刻铭记在心并指导研究的指南。
[i] 雍文远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政治经济学学科创始人之一。他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赴美留学回国后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并培养了一批经济学人才。他与姚耐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是我国经济学界在“文革”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册。他主持并由经济所科研人员参与的国家“六五”期间重点课题成果《社会必要产品论》于1986年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雍文远研究员于2008年被授予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终身成就)奖。
[ii] 按照院部要求,各所负责本单位老干部名录的撰稿,院部最终统稿。经济所老同志的材料由我们具体负责撰写。在此期间,所写的初稿曾多次与包括雍老在内的各位老同志或已逝世的老同志的家属进行沟通,以求进一步准确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