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是成功从来最垂青那些没有借口的人。当年内忧外患之下的国情背景下有中国足球明星李惠堂，用他的行动和成绩证明了这一点。1905年出生的李惠堂，家境非常贫寒，小时候连足球都买不起，只好有水果柚子当球来练。1936年为参加柏林奥运会足球赛，李惠堂和足球队只能自筹资金，提前两个多月出发，靠沿途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当时，他们球队收入主要来自比赛获取门票收入，根本没有什么巨资养着他们，而一场球的门票只卖几毛钱，球员踢一场球只发两毛钱车费。而一家子一天的生活费也得一块大洋，所以足球队员踢球不能挣饭吃，就连李惠堂到了上海之后，也得先到静安寺路的华安保险公司兼职养家。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李惠堂，1926年，李惠堂率乐华足球队参加上海举行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以4∶1的悬殊比分大胜蝉联此杯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首开此杯赛事亚洲足球队击败欧美球队的记录。就是这样的李惠堂，于1923、1925、1930、1934年率领球队参加了第六届、第七届、第九届和第十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实际上当时一共只有三四个国家参赛），4次都为中国队夺得冠军。就是这样的李惠堂，1954年当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1965年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在国际足联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
而今天，我们国家经济成为全球第二，我国的个个俱乐部都很有钱，甚至可以巨资外聘国外球星。今天，我们成立了各种机构来管理、支持、指导我们的足球事业，有体育总局，有足协，甚至国务院也专门成立了足球工作调研办小组。今天，连我们的习近平主席都高度重视足球，
我们足球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去行政化，以商会经济，带动足球的自由竞争，来培养中国全新的足球精神。足球，不应该成为全民集体出资打造的“精英”产业，相反足球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一定来自全民对他的热爱。不管李惠堂还是球王贝利，都是不是精英挑选式培养的结果，而都是出身贫寒，小时候家里都无法为他们买足球，他们球技的精湛本质是来自他自己对足球的疯狂热爱。就是贝克汉姆也只是出身于普通的厨师家庭。中国需要一个好的足球人才挑选机制，不能太早利用行政级别的伯乐太早去挑选他们，去精英式培养他们，相反应该让这个国家里一个个乡村体育老师都有当伟大伯乐的机会，共同去培养的一个个未来天才。在这些少年天才成长中，用赛马来让他们脱颖而出。但是如果赛马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机制，那么官僚就不可避免。因此要让足球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说国务院不可以关心，不是说要像撤并铁道部一样撤销体育总局，但是至少可以让中国足协这种组织多一些，让更多国家级平行组织来关心足球。毕竟我们伟大的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就说过：有两个积极性总比只有一个好嘛。有了竞争，足协才能改掉官僚作风，中国就可以多几个国家级联赛，俱乐部也有了自由选择的机会，那些臭味熏天的联赛自然会逐步被抵制而破产。只有这样，各种层级的俱乐部才有更多出彩的机会，中国才能容得下更多的俱乐部，有了更多的俱乐部才能养活更多的未来足球天才。要知道人口约为中国10％的日本，12岁以下注册球员的数量超过30万名，而13亿人口的中国仅有不到1万名12岁以下注册球员。
这种国家级联赛，谁来主办，是不是动不动要国务院来批准。我看不需要，最多工商部门或民政部门备案就可以了，也不一定要国家级单位才可以办，一小县城的小单位只要有好的运营模式，让他们来发起又何妨。糟糕的事情终究会死去的，有生命力的种子终将长成参天大树——和国家批不批没关系。
“十八大”以来，我们越发重视社会建设，越发重视第三方组织。足球，毫无疑问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社会建设事业，商会无疑是我国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何妨更多鼓励商会来更多参与足球事业呢？可以让任何一个商会或商会联盟发起各种级别的赛事，允许商会经费直接用于组建和养护俱乐部，允许商会组织企业家为各种足球明星及明星球队颁奖。
以商会经济，再造中国足球李惠堂，关乎足球，关乎中国商会，关乎中国企业品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