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岚助理研究员的报告分为新型城市化的理论思考、上海推行新型城市化的发展现状、上海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促进上海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政策建议等部分内容。她首先阐述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目标，分析了上海作为国内城市化率最高城市的背景，在与传统的城市化、外省市城市化的对比中探讨了上海新型城市化的范畴，重点提出了“城市空间布局合理化、主导产业智慧化、交通网络立体化、城乡发展整合化、区域发展生态化”的新型城市化特点。在简要比较了上海推行城市化的历史演进及阶段性特征基础上，她分析了上海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在产业支撑、土地供应、建设资金筹集、城镇功能定位和规划、人口集聚、维护农民权益等六个方面问题，她还探索运用 “新都市主义”的发展理念提出了上海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政策建议，如建立城市化发展速度的调节和预警机制、处理协调好五大关系、构建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分析等。权衡副所长对该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就城市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差异、中国城市化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上海城市化率的指标、城市化的本质规律、城市化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扭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主题演讲报告的方法也提出了建议。闫彦明研究员、周晓庄副研究员等就新型城市化的指标体系及量化分析、城市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等相关问题与大家进行了探讨。
贺水金研究员的报告从商业银行实力锐减、商业银行经营举步维艰、商业银行被迫转向保值经营、分析结论等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了1937-1949年期间恶性通货膨胀对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的影响问题。她结合商业银行存款、放款、实收资本、公积金及盈余滚存等业务数据，对比分析了国家银行与25家商业银行的发展格局，提出了由于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导致存款业务日益集中于国家银行的观点；在此过程中，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使商业银行与产业界实力发生了巨大逆转，她对比了1934年与1946年制造业总产值与全国商业银行的存款的情况，在这十余年时间中，制造业总产值从约占24家银行资力的37%急剧发展到全国商业银行的存款仅相当于工业资本币值的4%的逆转格局。她提出，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确定的“中储券”汇兑比例极不合理，使得商业银行资金被“掠夺”，并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币制改革的牺牲者；同时，由于国家银行、地下钱庄等的双重挤压，商业银行的业务备受限制，出现招揽存款困难、存款以活期为主、资金运用捉襟见肘、银行风险陡增等一系列新情况。在此背景下，各商业银行纷纷通过转向保值经营，开展买卖外汇，创办实业，投资于物品、黄金、外汇、债务、股票等品种，其中部分业务属于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在结论部分，她指出，近代商业银行信用中介、间接融资的作用尤其重要，但1937-1949的恶性通胀，彻底“清算”了商业银行，使得存款日益集中于国家银行。闫彦明研究员、汤蕴懿副研究员、徐琳助理研究员等围绕商业银行在经济体系中的功能、被挤占的商业银行业务的替代者、通货膨胀对银行业影响及其对现代金融发展的启示、银行同业公会的作用、恶性通胀的时间及定义等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