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玺研究实习员系统回顾了战后以来日本中小企业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企业技术的相关政策、法律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效果等。她的分析主要分为二战后至60年代、环境变化的1970年代、技术开发的支持越来越重要的80年代、以及举办泡沫破裂与长期停滞特征的90年代等不同阶段等。她通过对一些对日本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政策、法律产生背景及实施效果，如1963出台的《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1988年出台的《融合化法》、1997的《关于特定产业集群活性化临时措置法》、1963年发布并于1999年修订的《中小企业基本法》等等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战后以来日本中小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在于，技术转移政策、对中小企业研发活动的补助制度、扶持风险企业及集群构筑计划等；在长期中，大量的行业团体、同业公会、系列集团等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还明确指出，所谓的中小企业技术政策，其实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这些人工作的环境，并建立一个服务体系，以支持他们的工作。沈开艳副所长对报告进行了简要点评，并建议该项研究可以在政策实施效果、政策在经济中的贡献、日本产品的企业文化元素等方面更为深入地展开。尹良富副研究员、樊卫国研究员等《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等的实际效果、90年代日本泡沫破裂过程中科研人员流失现象、行业组织的服务功能等问题发表了观点。
王耀忠副研究员的报告建立在相关课题为支撑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他从国家审计署对全国部分省市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资金使用情况审计所发现的问题——地方套取资金情况严重出发，剖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一些“非正常行为”，进而提出了“非正常行为”频发带来的疑问和反思，主要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展示出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的形象、财政分权理论及在中国的困惑等。他认为，当前相关问题的矛盾焦点在于：一方面地方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对公共物品的投入却没有相应增长。同时，地方GDP数据与实际情况不匹配，存在严重高估现象，这与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有关，“克强指数”的推出有助于更为客观地分析地方GDP水平。他分析了地方政府为了虚增GDP数据，采取了非合理的“开源”、“减支”等措施，并对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沈开艳副所长对报告进行了点评，并指出报告中所提出的是我国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府的造假冲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央地方关系，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等。杨宇立研究员重点就中、俄两国地方政府拿到的税收比例的比较、以及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等发表了观点；樊卫国研究员、汤蕴懿富研究员等也围绕政治体制问题、财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财权与事权匹配问题等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会后，权衡副所长就所级课题相关事宜向全所人员进行了部署与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