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经验既然是要可复制可推广，那么作为上海来说，就一定要做承接“溢出效应”第一站。黄浦区率先提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真正理解吃透了其中的内核，就是“清单”其实不仅仅是一张清单，而是“清单”背后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的模式之变。
●现在推行“负面清单”对审批制冲击最大，审批制没有了，马上就会出现监管空白点，包括事中事后监管的空白点。怎么来弥补？这是当下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实现“负面清单放到哪里，监管就辐射到哪里”。
●有些探索以一个区作为试点然后再慢慢铺开来是相对合适的做法，有问题能及时发现纠正，有亮点也能最快辐射出去。期待黄浦能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行过程中，进行一些比较大刀阔斧的改革动作。
●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后会遇到一系列问题，有些问题以前不是不存在，但因为有审批制度“拦”在那里，不会“豁边”到哪里去。而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后，这些问题就会突出显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要求的政府管理，应该是无漏网的管理，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就看能否达成完善监管体系的目标。
●政府职能调整之后，政府部门的人才结构必然要进行相应调整，这一层面的冲击同样需要用新模式下的思维去应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来，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主动承接自贸区的 “溢出效应”，黄浦区委、区政府在去年底就启动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相关研究。上周四，黄浦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主要框架和内容向社会公布。这一重大举措的推出意味着什么？记者第一时间与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教授“面对面”。
自贸区效应真的“溢”出来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上海自贸区设立，“负面清单”出台，至今不到半年时间，外界已经开始谈论“溢出效应”，是为时尚早还是恰如其分？
石良平（以下简称“石”）：虽然对于自贸区2013版 “负面清单”的长短和内容，外界有不同声音，但不管怎样，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无疑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认为自贸区“溢出效应”确实已经显现。
首先体现在对政府管理体制的冲击上，这种冲击对政府职能的调整是好事。 “负面清单”看上去是对外商投资管理模式的引进，实际上是对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冲击。以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审批制，有固定职能、管理流程、人员配备等，并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操作。现在推行“负面清单”对审批制冲击最大，审批制没有了，马上就会出现监管空白点，包括事中事后监管的空白点。怎么来弥补？这是当下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实现“负面清单放到哪里，监管就辐射到哪里”。
另外还体现在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享受同等国民待遇的推进上。以前，不同所有制企业，内资外资企业，都有相应不同的待遇，而自贸区推行 “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说不论什么所有制企业，在它们 “享受什么待遇”这个问题上，这条线最终是会全面拉平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自贸区效应所带来的冲击在自贸区区域之外产生的影响力。
还有就是体现在鼓励创新上。以前的审批制度，进入门槛高，方便了政府管理，却不利于经济活动，尤其是不太利于年轻人创业创新。而“负面清单”制度对创业者本身是一种激励，创业创新的效率也会得到显著提升。
以上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负面清单”出台后产生的所谓 “溢出效应”，相信这种效应会进一步释放和扩大。
黄浦是真正“领悟”到家了
记：黄浦区率先开始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此举对上海而言有何意义？
石：自贸区经验既然是要可复制可推广，那么作为上海来说，就一定要做承接“溢出效应”第一站。我认为，黄浦区率先提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真正“领悟”到家了，真正理解吃透了“负面清单”的内核，就是 “清单”其实不仅仅是一张清单，而是“清单”背后的东西，涉及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的模式之变。
记：既然不是列出一张“清单”这么简单，那么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主要难点在哪？
石：难点在于事中和事后怎么管理。
首要就是安全监管。对安全的监管涉及多个层面，包括国家安全、技术安全、食品卫生安全、金融安全，等等。实行“负面清单”就是一种放开，既然放开了让你进，有些安全问题就一定会出现。我们要探索如何形成一个安全审查制度体系，在取消审批之后，必须明确哪些方面还是要严格审查申报的。只要设好了完善的防火墙，放开之后才不会乱。
还有反垄断审查。放开以后不能说政府什么都不管了，一些企业会因为其品牌和市场的影响力形成市场垄断，垄断了就容易主导价格话语权，或者抬高价格，或者囤积居奇，这就需要政府有双慧眼，洞悉市场动态，实施动态监察，对违反市场秩序的行为给予严厉处罚。
许多问题以前也存在，只是因为有审批制“拦”着，不会“豁边”到哪里去
记：您讲到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后会遇到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似乎不是新问题？
石：是啊，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以前不是不存在，但因为有审批制度“拦”在那里，不会“豁边”到哪里去。而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后，这些问题就会突出显现。
比如综合执法。现在我们的执法机构非常多，例如税务、工商、安检、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虽说是各司其职，却也难免有交叉部分，甚至有漏洞存在，如果是交叉，就意味着会给企业带来负担，如果是漏洞，就意味着隐患。到底该怎样重新进行政府机构的调整？如何有效进行综合执法？这是件系统工程。
还有像企业资料的年报公示。以前有审批制度，也有公示制度，但因为有严格的审批在那里，公示的执行并不被那么重视。今后，如果有些东西不审批了，公示的重要性就会很重要。但怎样公示，如果不公示又如何制约，若公示造假怎么办，这都是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可能需要社会中介机构一起参与，进行全方位的社会监督监管。
记：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后，您认为当下最紧迫要做的是什么？
石：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建立“诚信负面清单”，就是诚信监管。目前，我们国内在诚信建设这方面的整体状况不是很尽如人意，企业触及道德底线的事情屡有发生，制度不健全、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比较严重。审批制没有了之后，这些问题会不会愈演愈烈呢？政府必须未雨绸缪。我很期待有“诚信负面清单”的推出。一方面是企业自律，要确定自律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监管、中介机构监管、行业协会监管的力量，织就一张立体管理的网。
总而言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要求的政府管理，应该是无漏网的管理，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就看能否达成完善监管体系的目标。
如果探索成功，甚至可以为自贸区提供经验
记：看起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对现有政府管理模式的很大挑战？
石：的确如此。相信政府层面也应该意识到了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艰巨性。对政府来说，取消了审批不是说事情减少了，原先的一些责任没有了，恰恰相反，政府的任务更重了，要做的事情更多更复杂，主要就落在如何监管上。
在我看来，模式变了，一定会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调整和人员的调整，比如说以前是三家管，现在是一家管，就要三家并一家，职能调整并进行延伸，这很难，但必须迈过去。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浦区的尝试更有其价值，在这方面探索成功的话，甚至可以反过来为自贸区提供宝贵经验。有些探索以一个区作为试点然后再慢慢铺开来是相对合适的做法，有问题能及时发现纠正，有亮点也能最快辐射出去，因此，我比较期待黄浦能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行过程中，进行一些比较大刀阔斧的改革动作。
记：黄浦区率先“吃螃蟹”，相信上海各个区县也都在尝试如何对接自贸区。从您的角度看，最想跟他们分享的是什么？
石：前面一再提到诚信制度，我想强调的也是这一点。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对政府来说，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实行分类管理，建立奖惩办法，对于不诚信的企业一定要从严从重加强惩戒力度。另外就是人才队伍的建设。政府职能调整之后，政府部门的人才结构必然要进行相应调整，这一层面的冲击同样需要用新模式下的思维去应对。
来源：解放日报 2014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