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财浙江宁波人，1954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7年9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任访问研究员。1998年被评为研究员。2000年在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撰有《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等7部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
核心观点
外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过积极作用，催生“巴西奇迹”和韩国“汉江奇迹”，但也埋下了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出现波动的隐患，成为人们反思发展经济学的导火线。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是人类关于推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思想。发展经济学有过为时不短的兴盛阶段，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地位发生动摇，甚至出现衰落迹象。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发展得益于有利于要素配置优化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外部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种是内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前者大都是在特殊压力下发生，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集体行动，而后者作为一种常态的制度演进，更推崇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由此看来，发展经济学具有建构性特点和对政府作用的依赖，并非偶然。它的日见式微，盖源于它无法承担解释和引导内涵丰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因为没有一个通用模型能涵盖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中国学者参与了发展经济学的创立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通常被认为由西方经济学家创立。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是人类关于推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思想。在西方，亚当·斯密（AdamSmith）首次从宏观层面阐述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人口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制约作用，随后，李嘉图（DavidRicardo）从分配和外贸，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从人口，约翰·穆勒（JohnStuart Mill）从福利改善，李斯特（Friedrich List）从落后国家赶超战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从市场价格机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从企业家创新等不同角度论及了经济发展问题。
到20世纪40年代，罗森斯坦-罗丹（PaulRosenstein-Rodan）的《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3）、斯坦利（Eugene Stanley）的《世界经济发展》（1944）和曼德尔鲍姆（KurtMandelbaum）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1947）相继出版，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诞生。独特的学说史现象似乎预示着发展经济学后来遭遇的困惑：它是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但研究者大都来自发达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以发达国家为标杆？或者说，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一定能够开出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
不过，关于发展经济学为西方学者所创立的定论由于一位中国学者的勤奋和创新而改写了。张培刚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后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撰写出版了《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广西粮食问题》（1938）和《浙江省食粮之运销》（1940）等专著。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就读于哈佛大学，1945年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随即，论文被列入《哈佛经济丛书》，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再版。1951年又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张培刚还和萨缪尔森一起荣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大卫·威尔士奖。
在这篇论文中，张培刚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经济发展理论，其中包括：1、关于农业和工业相互依存，以及农业对工业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等贡献的阐述；2、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即提出了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在内的广义工业化概念；3、关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先行官”作用的证明；4、关于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的分析；5、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必要性的研究。
张培刚的学术洞见，后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果也与此有关。如1960年代初，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在《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把农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意义概括为产品贡献（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外汇贡献。因此，帕金斯（Dwight H.Perkins）认为，“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就算是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早最有系统的著作了。”其他西方学者们也表示：“张培刚，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要晚好些年，因此张培刚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金”；“发展经济学的创始者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有人惊叹：“这部著作当年竟然预料到如此多的为后来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
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
虽然“发展”和“增长”在有些场合被替换使用，但其确切含义是有区别的。“增长”通常指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即社会财富的增长，生产或产出的增长；“发展”则是指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社会进步，包括投入产出、产业形态、收入分配、消费方式、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改善。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有了增长不一定就意味着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趋势，它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逐步把研究领域扩大到社会进步的多个领域，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作为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本来含义。与此相对应，在1999年举行的一次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未来”的国际研讨会上，迈耶（Gerald M.Meier）把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发展目标及演变顺序表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非货币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减缓贫困→权利与能力→自由→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经济学最初的阶段，哈罗德-多马方程式（Harrod-DomarModel）和索洛增长模型（SolowGrowth Model）的理论影响较大，有形资本的积累备受关注。当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成熟的市场价格体系，也没有足够的企业家，因此只能通过这些国家的政府实现变革，它们的任务是运用规划和计划等手段，加快资本积累，利用剩余劳动的储备，采取进口替代、放松外汇管制等措施，启动审慎的工业化进程。随后，人的因素力日益得到重视，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等人提出，经济发展不仅仅是有形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能够创造这些增长的主体能力，即人力资本。
由于把关注重点从“物”转向了“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热点逐步集中到分配不均、贫困、失业等问题。1955年，库兹涅茨通过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著名的“倒U假说”,含义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先是上升，在中等收入水平时达到峰值，当基本实现工业化时开始下降，其变动轨迹类似一个倒写的英文字母U。与此同时，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提出了他的二元结构理论，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并存，这种二元结构还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等。动态地看，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较低，且增长乏力，而工业部门的总产出和人均收入较高，且成长性好；由于传统农业以维持家庭成员生存为目的，相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业企业，农业部门因为土地有限而存在过剩劳动力，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将向工业部门转移。当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被工业部门所吸纳，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达到现代化水平，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完成了。
与二元结构理论从被动的、静态的角度看待农业不同，舒尔茨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观点。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并非是因为农民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在给定的资本、技术、信息和经营方式条件下，农民的行为是有效率的，造成农民贫困的往往是不当的国家政策。他强调，只有全面认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才能给予农业应有的重视，采取积极措施改造传统农业，使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出重大贡献。如前所述，舒尔茨的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为中国学者张培刚率先提出，只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困境日益显现，促使人们突破经济效益的局限，从更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思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粮食安全、农民教育、生态保护等。
1966年，钱纳里（HollisB.Chenery）等人提出了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存在“两缺口”的理论。他们指出，加快经济增长需要加大投资，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无法满足投资需求，形成了储蓄缺口，同时，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的各种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也是发展中国家自己不能生产，需要进口的，而进口支出超过出口收入，又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缺口。他们认为，通过引入外部资金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实现两个缺口在更高生产率水平上的平衡。后来，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等人又发现，除了资本，发展中国家还普遍缺少生产技术、管理制度和企业家人才，因此，通过外部引入弥补这些缺口也是当务之急。依据这些理论，发展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期的实践是实施国际援助，包括资金援助、技术援助、借予外债和直接投资。实施国际援助的主体既有专门的国际组织，也包括由发达国家组成的金融机构或洲际银行，前者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开发协会，后者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亚洲开发银行等，后来，一些国家的商业银行也参与其中。1950-1955年，从欧美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资金只有19.5亿美元，随后增长明显，到1992年，达到608亿美元的最高值（含受援国的债务豁免额）。
1970年代以后，外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1973-1982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从1301亿美元增加到7516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欠商业银行的债务达3100亿美元或4300亿美元（分别为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数字）。外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过积极作用，催生了1968至1974年平均增长率10.0%、工业生产增长率11.5%的“巴西奇迹”和1964至1984年GDP增长5倍多、平均增长率8.4%的韩国“汉江奇迹”，但也埋下了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出现波动的隐患，成为人们反思发展经济学的导火线。
发展经济学的瓶颈和反思
毫无疑问，发展经济学有过为时不短的兴盛阶段，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地位发生动摇，甚至出现衰落的迹象，何以至此？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
一些学者从发展经济学自身的理论特点寻找原因。阿德尔曼（IrmaAdelman）批评发展经济学存在三个错误观念：1、认为不发达由单一原因导致；2、相信单一标准即可满足评价发展政绩的需要；3、宣称发展是一个对数线性过程。由于把现代工业替代传统农业作为发展的主要途径，曾主张牺牲农业换取工业化的刘易斯后来表示：“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另一种弊端是对传统增长模型的滥用和迷信，鲍尔（Laurence M.Ball）认为，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大量的事实，发展经济学事实上倒退了，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脱离现实的。由于存在种种局限，拉尔（Deepak Lal）在《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中直白地说：“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都正常发展。”
更多的反思是针对外部植入式的援助模式。一方面，这种所谓的援助尽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但并没有扩大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如布劳格（MarkBlaug）所说：“开始时，我满腔热血，想帮助第三世界的贫穷人民。但随着时间消逝，我愈来愈发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害处大于益处。联合国的援助代表团，不过是一出超级大戏。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部长与政客，利用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去得到想要的援助，同时中饱私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70年代几乎每一份我帮忙撰写的经济顾问报告，都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委托的。这些独裁者在报告发表时，或发表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接下来掌权的人常常把前任视为敌人。经济学家对外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影响力，这个观念早就不再成立了。”
不仅如此，由于援助的对象实际上是政府，其客观效果往往与经济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有人统计，在80年代，世界银行将其资金的约80%用于政府企业或半国营企业，提供给诸如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的公共部门。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资助一个更加庞大的政府部门增加税收、减少贸易、放慢或停止增长，因此，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结束后，成功地实现自身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相反地，这些国家仍然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达10年、20年、30年甚至40年之久。
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援助方式还显示出对市场的忽视。一位世界银行的高级顾问回忆说，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个拥有超级自由企业和市场导向声誉的机构，似乎更信任政府的理性、道德和能力。有研究者指出，一段时间内，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所有资金都流向了政府，问题在于，“当这些特定努力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赞赏时，这种援助所基于的假设就是：不是市场力量和私人激励，而是计划，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事实确实如此，缪尔达尔（KarlGunnar Myrdal）就曾强调：我们的前提是，必定存在一个通过发展计划的制定，解决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的制度方法，“制定计划必须假定掌权者——政府——已经走上克服障碍和自由选择的某条道路，并诱导人民跟随他们”。缪尔达尔还假定制定计划和发展一旦起步，它们自己将通过进一步打破传统的态度和制度设置的阻力和障碍改变价值观念。
应该指出，发展经济学遇到的瓶颈本质上与人类经济思想经历的演变有关。正如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特恩（Nicholas Herbert Stern）在世纪之交所说：“在过去的50年里，发展经济学家一直以极大的努力探讨政策问题。这暗示着，国家的作用必须被置于关注的中心。关于这个问题，在发展思想中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宽泛地讲，在早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萧条经历的影响，人们不信任市场（包括世界市场），而是信任政府在指导投资方面发挥有效和生产性作用的能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验不再支持这一信条，而七八十年代则表现出强烈的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动向。到90年代末，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国家进行了市场改革。我们再一次汲取了经验。我们看到，市场改革可以是，而且基本上已经是一种增长的动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制度和良好的治理的支持，它们也会发生故障或者失败。因此，目前关注的中心，是制度和市场的关系。更宽泛地讲，发展越来越被看成是扩大选择和行动的自由。”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发展得益于有利于要素配置优化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外部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种是内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前者大都是在特殊压力下发生，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集体行动，而后者作为一种常态的制度演进，更推崇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由此看来，发展经济学具有建构性特点和对政府作用的依赖，并非偶然。它的日见式微，盖源于它无法承担解释和引导内涵丰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因为没有一个通用模型能涵盖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对此，鲍尔清醒地写道：“不存在能确保所有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一定时期内达到同一水平的经济成就或同一发展速度的通用法则。经济成就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欲望、态度，取决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安排，取决于历史经验，却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接触、市场机会以及自然资源。并且，如果这些有利于物质进步的因素是现存的，那么个人、团体甚至社会就不会停滞。”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陷入低潮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张培刚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主张，希望引导发展经济学研究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发展经济学》出版，其中搜集和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生动案例，提出了若干发展经济学的新概念，新构想。也许，多样性的各国经验，领域宽广的跨学科研究将是发展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活力和空间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