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市发改委总经济师翁华建指出这届三中全会开得很及时、很重要。国资国企改革是一个重点内容。需要搞清楚国资与国企改革是两件事。国资发展要符合国家战略意图，国企改革要符合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为此，上海改革是以国资带动国企改革，将国资分成三类：竞争类、功能类、公共类。实施分类指导。二是国企改革要实现三个化，既市场化、职业化和国际化。上海有很多大企业，但要实现全球化战略还缺真正的企业家，特别是缺企业家生存的环境，所以，游戏规则要改变。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景气研究中心主任刘熀松发现，许多国企的股价在市场上被人为地低估了。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制度，在国外很成功但在国内由于是在大股东控制下而未发挥好作用。目前，相当一些国资流失是在经历了正常程序的国资流失，这是追求不到责任者的，只有在没有经历程序的情况下出现流失才会被追求责任。这是因资本性质而决定的。因此，他认为竞争性的国资应当退出。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教授也持有这一观点。上海集装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黄新朋、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何士林和上海海运集团公司党委书记陆洪新在发言中都认为竞争性的国企全部退出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一个问题，而职业经理人分类管理、考核并采取不同薪酬制度是符合国情发展的。他们也表示：希望通过三中全会，国企在制度、用人，管理方面形成更好的发展环境。上海社会科学院企业交流研究中心周晓庄副主任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全球开放环境下，国资国企改革与发展需要从整体上，按照市场原则重组国有控股（持股）企业从而带动国家战略转型。在当今世界，大企业因产权与经营权的必然分离，事实上产权归属已不是决定企业经营优劣的关键因素，关键是监管制度是否健全有效。所以，需要探索开放环境下国资国企运营的监管新方式，提升监管能力。
关于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难点。浦发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裁，浦东建设董事长葛培健书记说，改革要成功，必须建立动力机制。国企改革需要真正的企业家。上海目前正在推荐70后的后备干部，而浙江正在推荐民营企业家为后备干部。上海的发展究竟最需要什么人才？需要真正的企业家。上海对外服务公司原总经理顾家栋接着说：上海目前最紧要的是要建立50、60后的企业家人才发展与培养机制。要建立数据库，国际竞争和行业竞争，国资国企竞争就是人才竞争。多元化的人才，职业经理人的人才实际上已出现，职业经理人的队伍也已经形成，关键是职业经理人的制度如何引入国企。上海医药集团原董事长吕明方指出：国资改革如何带动国企改革，首先要管好出资人，这涉及到政府制度改革。现在上海国资直接管理的50几家国企，仔细分析，真正能够代表上海城市战略的不超过10家。杨浦区国资委主任曾冰认为：国资委是一个很为难的角色，作为出资人角色，是市场角色；而另一个是国资监督和管理的角色，是行政的角色。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强调要搞清与国资国企改革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并提醒，如果不能体现市场决定作用，就还是政府运作。上海白猫集团董事长马立行认为，职业经理人的问题，根本问题是干部的问题，不是待遇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好体制问题。并说大家（企业家们）对此轮国资国企改革是抱有期望的，希望有所成效。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处副处长陈建勋研究员指出，对国资国企改革，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是：如何解决政企不分，民企如何控股和国企退出哪些行业等问题。
关于职业经营者的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景气研究中心主任刘熀松研究员指出，现在上海的国企领导人有一个共识：把企业干得不死不活最好。这是在目前体制下最理性的选择。翁华建指出，企业家团队及其机制要努力打造。需要从更广范围和更高的视野来招聘企业家。人事管理方面，要充分授权，国企要有用人自主性。经营者不能两头都要好处，要做出选择：究竟是做体制内的人还是做市场竞争的企业家。葛培健提出所有的人（企业家）应当平等竞争，不要由内部来定。他进而提出国企经营者选聘机制：政府定规则，市场主体定人选。吕明方指出：上海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职业经理人产生的问题。顾家栋认为：组织部门、干部部门的行为方式要改革，处理好（当官者）干部与职业经理人两种不同的人的管理和待遇，根本是要把政工序列和经济序列分开，要建立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估的体系，并建立数据库。
左学金研究员在总结时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的发展主要靠外资和国资，实际是，上海的高价值链的两头都在外资手里。外资现在转移，因此，显现了发展问题。这个局面要改变。现在上海提出两头在沪，我们国企能否承担这个责任？最后是要由市场和百姓来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