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收入分配，大多关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别和公平，广义地说，政府与民间，也存在一个财富的分配问题。民众主要通过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获得财富，企业家通过经营性收入获得财富，政府来钱的途径则有财政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先不谈政府的钱用在何处，政府很有钱好？还是过紧日子好？古今学者曾有议论。
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对封建朝廷的重农抑商政策持批评态度，尤其不满统治者借“理财”的名义聚敛财富。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治理好坏与财政收入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钱多不一定稳定，钱少反而有利于勤政，鉴于“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的历史教训，叶适告诫说：“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愈有余，今者财愈多而愈不足。”众所周知，北宋的“三冗”（即冗官、冗费、冗兵）和“两积”（即积贫、积弱）是并存的，虽然朝廷的征税能力很强，还不断出台打击民间富人的“新政”，但政府的钱用来骄奢淫逸，民间的财富被掠夺，市场的空间被挤压，“财愈多而愈不治”，终究未能挽回大宋江山的颓势。
清华大学教授陈志武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阐述了这个命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可以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里存钱很多的国家；一组是钱很少的国家。当时，印度国库黄金数量是6200万金块，土耳其1600万金块，明朝中国是1500万金块，日本1030万金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西欧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400年前，这两组国家的政府富有程度相差很大。那么，后来谁发展出民主法治了呢？前一组国家只是日本通过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改变了发展的道路，慢慢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道路，其他几个当时政府富有的国家，都没有发展出民主宪政。而当年是穷政府的国家，现在的民主宪政运作得最好。从这个方面看，穷政府不是坏事，这是政府不能拥有太多财产和收入、不能经营企业的另一个原因。”他以英国发生的“光荣革命” 为例，断言“‘富政府’之下，权力会压制权利，而‘穷政府’使国家权力有求于老百姓，权力才可能让位于权利”。
或曰：政府有钱，用来提供公共品，多多益善，有何不可？殊不知，公共品有严格界定，即多一个人消费不会增加成本，排除一个人消费却代价不菲。因此，除非国防、外交、环境和基本保障，公共品不能过度，否则会影响私人品的生产。政府有限，才能有效。曾几何时，有地方大员宣称要把城市当作一家公司来运作。好家伙，政府当大老板，哪能不赚钱！政府富态了，无所不能了，市场主体却暗暗叫苦。其实，政府若要真正为老百姓做事，不一定都要花钱，特别是花大钱。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他的学生有若更是明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实在是很聪明的。
作者：钟祥财系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
来源：《联合时报》
